考古成果走进博物馆

如何让沉默文物“开口说话”

　　走进中国考古博物馆“宅兹中国”展区，一件绿松石龙形器常常让观众停下脚步。它由2000余片绿松石组合而成，龙身长64.5厘米，巨头蜷尾。龙身有铜铃，内有玉石铃舌，龙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动传神。2002年，这件器物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一座高等级墓葬。如今，从田野考古现场走入博物馆的它，成为公众了解二里头文化、理解中国早期龙形象的一件重要实物。

　　学术研究是展览支撑

　　文物从出土到展柜，并不是一次简单的空间移动。

　　文物出土时，考古工作者面对的是地层、遗迹、器物组合等信息；进入博物馆后，公众面对的则是一件件被“选择”出来的展品。如何把中间这段复杂的研究过程讲清楚，让观众不仅看见文物，还能读懂文物？

　　在日前于北京举办的第三届新时代考古学与博物馆学融合发展学术研讨会上，考古研究成果的博物馆转化正是与会专家探讨的核心议题之一。与会专家认为，将考古发掘成果及时转化为博物馆展览、学术研究和公众教育资源，是新时代考古文博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何广表示，将考古发掘获得的遗址、墓葬、器物等比作“散落的字词”，而展览要做的，就是将其组合成有主题、有叙事、有感染力的“文章”。这一比喻道出了从考古成果到博物馆的第一道关口：不是把文物直接搬进展柜，而是先建立学术支撑。

　　这一理念在湖北省博物馆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据何广介绍，该博物馆近年来联动多家考古科研单位，以枣树林曾国墓地、九连墩墓葬、石家河遗址等重要考古成果作为策展基础，把梳理长江中游文明发展脉络、还原楚文化演进过程等考古研究认识，转化为展览叙事主线，集中展出一批新近出土文物。

　　同样体现这一理念的还有中国考古博物馆。据中国考古博物馆馆长刘国祥介绍，自开馆以来，该馆构建“主陈列、主题展、专题展”展览矩阵，立足考古出土实物，系统呈现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发展脉络，并通过科技赋能展陈、公共科普等方式推动考古成果进入公众视野。

　　相关专家表示，绿松石龙形器之所以能够成为观众了解二里头文化的一把“钥匙”，依靠的正是器物背后的遗址发掘、年代判断、制作工艺、比较研究等。有了考古学提供的坐标，它就能进入更大的历史图景。

　　文物从出土到整理、研究，再到策展，往往需要较长周期。与此同时，新的考古发现又在不断刷新既有认识。怎样既保证学术严谨，又及时回应公众需求？

　　研讨会上，多家博物馆把“协同”作为重要路径。故宫博物院从考古现场展示、专题展览、数字传播、公共考古活动、学术普及等方面，探索考古发现从田野到展厅、从专业研究到公众认知的转化路径；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则提出联合考古科研机构共建协同平台，推动考古、展示、保护、利用形成良性循环。

　　对考古成果重新“编码”

　　对普通观众来说，走进展厅，首先关注的多是“这是什么”“为什么重要”等问题，这就需要展览答好“怎样让参观者明白”这道题。

　　今年2月至5月，陕西历史博物馆举办“寻找‘最初的中国’——秦晋豫‘十四五’期间中华文明探源考古成果展”。据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庞雅妮介绍，作为一次学术成果转化与公共文化传播的成功实践，展览形式设计紧扣“寻找‘最初的中国’”核心主题，立足“严谨学术、通俗传播、沉浸式体验”三大定位，打造兼具学术深度与大众温度的展陈空间。

　　展览汇集了陕西、山西、河南三省最新考古成果，通过184件（套）珍贵文物与立体化展示手段，系统揭示了中原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中的核心地位。

　　“在空间动线规划上，展览打造‘四篇递进、三维支撑’的立体化展示模式，即以‘缘起篇——中华文明探源研究背景’‘探索篇——田野考古视角下的中华文明起源’‘回顾篇——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阶段性成果’‘拓新篇——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学科探索’四大篇章来规划区域空间，‘三维支撑’则包括以‘探方’元素为核心的基础视觉语言、以典型文物器形为元素的具象设计、以‘文物+内涵解读+场景复原+互动体验’为组合的认知路径。”庞雅妮说。

　　更值得一提的是，“拓新篇——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学科探索”以多学科视角，从饮食与生业、衣物与纺织、居所与聚落、体质与族群4个维度，通过互动体验复原先民生活图景，让观众直观感受考古研究的新技术与新理念。

　　这样的策展方式，让观众看到的不只是一件件文物，还可以进一步理解不同区域如何发生交流，技术如何传播，社会如何逐渐复杂化。

　　河南郑州市大河村遗址博物馆的案例同样强调这种“转译”。其《大河汤汤·仰韶之光》基本陈列采用“宏观—中观—微观”三层叙事，并让“历史链条”和“考古链条”双轨并行。“展览将考古学文化谱系、聚落考古的研究理论直接转译为观众参观流线，通过建立‘发掘—保护—研究—展陈—教育—传播’的全链条，综合运用原状陈列、场景复原、数字科技等多元手段，破解考古与展陈‘两张皮’痛点。”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副主任戴建增说。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则从考古遗址博物馆的特性出发，提出展陈应建立在遗址本体阐释和考古研究成果之上，围绕“考古”“遗址”两大核心要素，通过艺术和科技手段，把专业的考古语境和抽象的遗迹现象转化为公众可以体验的文化场景。

　　正如庞雅妮所说，“博物馆的展示传播是对考古学研究成果的重新‘编码’，而这个编码的基本范式，最重要的就是解决选题、主题和大纲框架这3个最为核心的问题”。

　　让展览走出展厅

　　如果说策展解决“怎样把它讲清楚”，考古成果进入社会，还要回答另一个问题：怎样让更多参观者愿意接近、持续理解，并在日常生活中与这些文化资源发生联系？

　　研讨会上，不少博物馆的实践已经把目光从展柜继续向外延伸。

　　据跨湖桥遗址博物馆馆长吴健介绍，“八千年文明曙光的交响——贾湖遗址·跨湖桥遗址”展以“交响乐”为灵感，通过223件精品文物构建5个篇章，同时引入AR体验、“听见八千年”夜场活动、线上数字展厅、研学课程和文创开发等，让一次展览拥有更丰富的抵达公众的方式。

　　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则提出构建“全员、全域、全程、全场景”的大教育格局，把公众教育延伸到文物保护、学术研究、展览传播、社会联动等之中。

　　数字技术，也在延长一场展览的“生命周期”。

　　今年，中国考古博物馆推出“玉文化与中华文明——中国历史研究院珍藏玉器展”，汇集155件（组）玉器。展览不仅系统阐释玉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中的历程，还创新引入互动项目《神奇考古队之寻玉篇》。观众可佩戴设备，化身考古队员，在虚拟空间亲手使用“金手铲”发掘，进行沉浸式考古体验。

　　科技也帮助观众看到传统展柜难以呈现的历史图景。

　　一座墓葬原来是什么结构？考古学家为什么判断某些遗迹具有特定功能……这些过去需要较多专业知识才能理解的问题，正在通过数字复原、可视化和互动体验获得新的表达方式。

　　专家表示，从田野到展厅，从库房到课堂，从一件器物到一段文明叙事，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的融合，最终指向同一个目标：让考古发现真正成为公众可以接近、理解的文化资源——当一件件沉默的文物重新进入今天的社会生活，人们透过它们看到的，便不只是一件器物，而是一条绵延不断的文明长河。（本报记者 赵晓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