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词元出海”到智能服务出海——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的中国新供给

　　当前，以大模型为重要载体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正在从技术突破向产业生态、应用能力和市场供给延伸。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现象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基本单位和主要计量单位之一——词元（Token），正在由技术概念进入产业和贸易领域，“词元出海”由此成为我国数字贸易的一种新业态。

　　一个词元看似微小，其背后却凝结着电力、芯片、算力、算法和模型工程能力。从经济意义上看，“词元出海”的本质，是把国内能源、算力和算法优势转化为可以跨境交付的智能服务。因此，评价这一新业态，不能只看输出了多少词元、价格有多低，更应看到其背后的战略意义：推动中国人工智能由产品和技术出海进一步走向智能服务出海，为全球市场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可负担、可获得的智能化新供给。

　　从成本优势走向供给优势

　　当前，全球前沿大模型和高端人工智能服务供给仍较多集中于少数头部企业。对于大量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而言，高性能模型的调用成本、算力基础设施投入以及人才门槛，仍然制约着人工智能普及。与之相比，我国正在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竞争优势。

　　一方面，我国拥有较为完整的能源、算力和产业体系。西部地区丰富的风光资源与全国一体化算力基础设施相结合，可以把绿色电力转化为具有成本优势的算力；近年来，国产大模型又通过模型架构优化、量化、缓存和集群调度等方式不断降低推理成本，使我国在部分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形成较为明显的成本优势。

　　另一方面，我国拥有全球少有的完整产业体系和丰富应用场景。跨境电商、工业制造、能源管理、物流、农业等领域的大规模应用，可以持续推动模型迭代和成本下降。全球大量实际需求并不都需要参数规模最大、成本最高的模型，而更加看重稳定、实用和可负担。中国人工智能由此存在一条值得重视的发展路径：把超大规模应用形成的成本优势，转化为面向全球的供给优势。

　　这一趋势已经开始从概念走向实践。例如，广东汕头依托国际海缆登陆站等基础设施开展词元出海，应用已覆盖跨境电商、智能玩具、数字人客服等场景；新疆则明确提出推动算力、词元出海，打造面向中亚乃至欧亚市场的算力枢纽。“词元出海”由概念进入现实，意味着在传统商品出口之外，一种以算力和智能为主要载体的新型服务贸易正在加快形成。

　　不能止步于“卖词元”

　　成本优势可以打开市场，但低成本本身并不能构成长期竞争力。如果词元出海仅仅意味着以更低价格提供模型接口调用，就可能陷入新的“数字代工”：企业掌握算力和模型，却没有掌握应用场景、客户关系和产业生态，一旦国际市场价格变化，原有竞争优势就可能被削弱。

　　更重要的是，智能服务出海远比一般商品出口复杂。不同国家在数据保护、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监管和数据本地化等方面存在不同要求；跨境网络时延又决定了部分实时业务不能完全依靠境内远程推理。因此，中国人工智能出海不能只有“境内算力—海外调用”一种模式，而需要逐步形成境内推理、海外部署和边缘协同相结合的服务体系。

　　这意味着，“词元出海”真正需要完成的是一次价值链跃升：从卖算力、卖调用量，转向卖应用、卖服务、卖解决方案。例如，同样是大模型能力，进入跨境电商领域，可以形成集智能客服、多语言翻译、商品管理和海外营销于一体的解决方案；进入中亚地区，则可以与智慧农业、能源调度、矿山安全、跨境物流等现实需求相结合。只有把低成本词元嵌入真实产业场景，中国企业才能由底层算力提供者进一步成为智能化解决方案提供者。

　　多维发力打造智能服务全球新供给

　　推动词元出海向智能服务出海跃升，需要进一步贯通能源、算力、模型、应用和国际合作能力，把现有比较优势转化为更加稳定、可持续的全球供给能力。

　　首先，要由单点出海转向体系化布局。依托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探索建设各具特色的智能服务出口节点。汕头等东部沿海地区可以发挥国际通信和产业应用优势，新疆可以发挥绿色能源和毗邻中亚的区位优势，海南自贸港则可以发挥跨境数据制度创新优势，逐步形成“东部承接应用、西部提供绿色算力、沿边节点辐射周边”的梯次化智能服务网络。

　　其次，要由技术输出转向场景共建。人工智能服务的生命力最终来自应用。应鼓励国内企业与海外电信运营商、产业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共同开发本地化模型和智能体，把中国的大模型能力与当地产业需求结合起来。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真正需要的未必是参数更大的模型，而是能够解决农业、能源、制造、物流和公共服务实际问题的智能工具。只有从单向技术输出转向共同开发应用场景，智能服务出海才可能形成稳定的市场基础和合作关系。

　　再次，要把合规能力转化为竞争力。智能服务跨境背后涉及数据进入、模型处理、结果返回等多个环节。应围绕重点国家和地区建立人工智能服务出海合规指引，探索数据脱敏、隐私计算、安全审计等制度与技术工具，形成“数据可控、过程可审计、结果可追溯”的服务体系。未来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不仅比谁的模型能力更强、服务成本更低，也要比谁的服务更加可信、规则更加透明。安全可信的制度和技术能力，本身就将成为中国人工智能服务走向全球的重要竞争力。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中亚和上海合作组织合作正在为智能服务出海提供新的实践空间。近期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进一步提出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宣布面向上合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未来3年同上合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与此同时，新疆正在推动打造面向中亚乃至欧亚市场的算力枢纽。二者相结合，为探索“算力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应用+本地能力建设”的区域合作模式创造了新的条件。中亚国家在农业、能源、矿业、物流等领域存在较为广泛的数字化和智能化需求，与我国又具有良好的经贸和基础设施合作基础。可以从这些需求明确、合作条件较成熟的领域入手，将中国的绿色算力、大模型能力与当地现实应用相结合，不仅提供模型和算力服务，而且共同开发智能应用、培养技术人才、提升本地数字化能力。由此形成的经验，还可以逐步向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市场推广。

　　人工智能时代的竞争，不应只有模型参数和芯片数量的竞争，还有一场更加深层次的竞争：谁能以更低成本、更大规模、更可信赖的方式，让智能能力惠及更多企业、行业和国家。因此，“词元出海”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中国能够向全球输出多少词元，而在于能否把绿色能源、规模算力、大模型工程能力和产业优势转化为一种可负担、可接入、可落地、可信赖的智能服务。从“词元出海”走向智能服务出海，就是从输出低成本算力走向输出智能化能力，从参与全球人工智能市场竞争走向创造全球智能化新供给。（李 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科技创新中心研究基地研究员）

　　策划：赵刚

　　文字整理：杨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