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宏网北京7月26日电 聚焦“向上向善加快建成人工智能高地——读懂人工智能时代之问的中国答案”主题，中宏论坛第七十五场在线研讨会于7月24日下午圆满召开。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王文应邀出席论坛并作了主题发言。

　　以下是王文的发言:

　　本次会议的主题极具现实意义，我将围绕“推动中美在人工智能时代塑造全球治理新格局”这一主题，分享相关观察与思考。当前，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革命正在重构全球产业格局，也推动着国际规则体系与大国博弈形成全新逻辑。人工智能早已走出实验室，不再局限于常规产业与商业场景，已经深度嵌入国家安全、全球经贸、文明传播、民生保障等核心链条，成为重塑全球发展未来的关键核心变量。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也催生出诸多全新的全球性风险，比如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南北国家人工智能发展鸿沟、深度伪造技术带来的跨国危害等问题集中显现，暴露出当前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存在的突出治理赤字，这一现状呼唤全球层面更广泛的人工智能合作。

　　一方面要以开放共赢为导向推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合作，另一方面要做好人工智能发展的管控工作，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的掌控之下，同时要进一步深化与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最终倡导构建适配人工智能发展的全新全球治理体系，其核心指向是推动形成以人为本、向善向上的发展理念，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指明了清晰方向。结合这一背景，我将从三个维度展开具体阐释。

　　一、中美在人工智能战略上的底层逻辑与全球治理取向的二元对立

　　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进入全新发展阶段的当下，中美两国是推动该领域发展的核心力量——中美两国稳居全球AI发展第一梯队，但值得注意的是，两国在人工智能治理层面呈现出泾渭分明的路线分歧，这种分歧的根源并非双方的技术能力差距，事实上当前两国的技术能力差距正在持续缩小，真正的根源是两国在人工智能的价值导向、治理目标、全球责任认知上存在本质差异。

　　美国推行的是人工智能霸权型战略，其核心目标是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维系自身霸权地位。自特朗普第二届执政以来，美国政府接连推出《赢得人工智能竞赛：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创世纪计划”等一系列战略设计，所有布局均围绕技术垄断、规则排他、地缘遏制三大核心方向展开。在技术层面，美国构筑封锁性的技术壁垒，不断扩大高端芯片、先进EDA软件领域的出口管制范围；在技术价值层面，美国秉持资本优先、安全泛化的导向，在国内推行所谓“去监管化”政策，放任资本逐利主导技术迭代，在国际层面却推进人工智能武器化研发，推动人工智能领域形成阵营化小圈子趋势。美国依托G7推出单边人工智能规则范本捆绑盟友，构建排他性算力联盟，试图将西方制定的规则标准包装为全球唯一的合法准则，这套人工智能战略是中国完全无法认同和接受的。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始终贯穿以人为本、普惠共生、安全有序、共治共享的核心原则：在理念层面，中国坚决落实“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的要求，明确人工智能的发展绝不能成为侵蚀世界文明多样性、消解各国独特文化特质的负面变量，而是要以人工智能技术丰富全球文明生态；在实践层面，中国统筹发展与安全双向发力，既树立明确的风险防控意识，也推行分类动态监管机制，针对深度伪造、算法歧视、数据滥用等行为划定清晰红线，坚决防范人工智能技术被滥用、恶用的风险；在国际维度，中国践行“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的大国担当，主动跳出传统大国博弈的定式，着力破解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缺算力、缺人才、缺治理经验的三重困境，代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利益。

　　两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模式对比清晰可见：美国试图通过人工智能巩固霸权秩序、制造技术割裂，中国则希望依托智能技术完善全球治理、弥合发展鸿沟。因此当前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合，绝非单纯的技术层面竞争，本质是两种全球治理道路、两种人类发展理念的终极博弈。

　　二、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存在不可分割的共同利益，同时面临共同的发展风险

　　尽管两国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存在本质差异，但人工智能天然具备无国界、高传导性、强外溢性的属性，这决定了中美两国的发展一方面竞争正在持续加剧，另一方面完全无法实现彻底脱钩。

　　当前两国人工智能竞争主要集中在三大核心主战场：一是规则话语权领域，双方围绕跨境企业合规、跨境医疗等场景，在人工智能合规性与规则主导权上展开博弈；二是标准制定权领域，在军事、气候、公共卫生等跨境应用场景，相关技术标准的竞争持续推进；三是核心产业链领域，在算力芯片、基础模型等环节的产业链博弈不断升级。

　　与此同时，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同样存在不可替代的共同利益，这一属性正是践行“共建共治共享”核心治理理念的现实基础：首先，中美两国共同面对诸多全球性人工智能风险，需要双方联动协作共同处置；其次，人工智能的协同赋能可以帮助全人类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气候变化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危机、粮食安全危机，同时支撑各类灾害预警能力升级；最后，稳定当前全球产业链体系同样离不开人工智能产业的支撑。这些现实基础共同决定了中美不可能在人工智能领域实现完全脱钩，两国应当着力扩大合作面、缓和竞争矛盾。

　　三、锚定向上向善核心导向，构建中美竞合背景下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全新格局

　　面向未来，为了打造以向上向善为核心的中美人工智能竞合框架，推动建立全新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我提出四点具体建议：

　　第一，筑牢国内发展根基，以人民为中心夯实向善治理的人工智能内生底盘。中国人工智能领域参与全球治理的底气，最终来源于国内人工智能对发展的赋能效果，我们需要持续推进创新、安全、普惠三位一体的发展布局，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国内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升级、日常生产生活提效、抢险救灾能力提升、粮食安全保障、传染病防控等各类场景，将我国已经走在世界前列的人工智能治理实践坚持下去，只有国内人工智能的发展赋能效果越充分，我们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底气才会越充足。

　　第二，管控中美人工智能领域的现有分歧，搭建两国分层对话机制。既要建立政府层面常态化的人工智能对话渠道，也要打通产业界、产学研领域、民间层面的交流通道，甚至要明确相关底线交往程序，推动学界开展更广泛的互动，同时梳理明确两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优先清单，进一步拓展双方的合作平台与对话空间。

　　第三，依托多边主渠道重塑公平包容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架构。要在联合国框架下落实全球人工智能科学评估机构的合作机制，依托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非合作论坛等各类多边平台，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普惠更多全球南方国家，持续推进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落地见效。

　　第四，彰显人工智能领域的大国担当，着力弥合全球智能鸿沟。中国可以依托现有“十四五”规划持续推进人工智能三大普惠行动：面向非洲、东南亚、拉美等地区的国家援建智能算力中心和数字基础设施，面向全球南方国家免费开展技术人才与监管人员培训，推广适配不同地区需求的低算力、低成本本土智能系统。

　　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目标，绝非是要在技术赛道上击败美国，而是要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公正合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中美人工智能领域的竞合并非一场必须分出胜负的对决，而是两种全球治理模式、两类发展理念的长期博弈。面对美国霸权式的人工智能战略，我们完全有底气站在多边主义、普惠共赢、文明共生的历史大势一边。既要高度警惕两国竞争持续白热化的风险，主动做好矛盾缓和工作，也要坚定发展信心，深耕国内人工智能治理实践，将中国的治理经验向全球分享。

　　未来中国将始终坚定不移地以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助力弥合当前全球治理存在的各类赤字，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发展，这是我国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