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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美丽中国建设正处于由重点突破迈向系统集成的关键阶段,我国中小河流面临生态补偿适配性不足、协同性不强、激励性偏弱等多重制约。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因地制宜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为在复杂情境下重构中小河流治理体系、筑牢美丽中国生态根基提供了根本遵循。新征程上,必须立足中小河流异质性特征,完善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精细化政策、协同化组织、市场化路径、智慧化支撑”四轮驱动体系,推动生态补偿由单一工具向系统治理跃升,为如期实现美丽河湖建设目标、夯实美丽中国生态根基提供更加坚实的制度支撑。
加强流域生态补偿机制顶层设计,完善分级分类差异化补偿标准
我国流域面积200~3000平方公里的中小河流共有11169条,呈现出数量庞大、分布广泛、功能多元与污染结构差异显著等特征,是国家水网体系的“根系脉络”,也是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与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础。然而,现行生态补偿制度总体仍以大江大河为主要适用对象,难以有效回应中小河流“类型多样、尺度细分、功能分化”的现实需求,导致制度供给与治理实践之间存在明显的结构性错配。同时,补偿考核体系仍以化学需氧量、氨氮等常规指标为主,对水量、水生态健康及生物多样性等关键要素关注不足,生态贡献难以全面量化,补偿激励与保护绩效之间存在脱节,制约了机制效能的持续发挥。
为此,应从顶层设计入手,推动生态补偿机制由“统一标准”向“分级分类、精准施策”转型。一是强化制度统筹,构建“一河一策”的差异化补偿机制。根据流域规模、空间关系与生态功能定位,分类制定补偿标准与资金分担规则,推动补偿政策由粗放配置向精细化治理转变,并探索引入公众参与机制,提升政策适配性与执行有效性。二是完善多维度考核体系,推动补偿依据由单一水质指标向“水质—水量—水生态”协同评价转变。在现有基础上,将特征污染物、总氮控制、生物多样性等关键指标纳入考核框架,更加客观反映上游地区生态保护的综合贡献,推动形成激励相容、权责匹配的长效机制。
创新治理组织模式,构建“流域单元+行政联盟”的微型协同体
相较于以省级统筹为主的大江大河治理体系,中小河流治理面临更加突出的多层级分割与行政碎片化约束。受流域边界与行政边界不一致影响,跨区域中小河流往往涉及多个市县乃至乡镇主体,权责界面交错、治理尺度下沉,协调成本显著上升。同时,中小河流沿线区域普遍呈现出“上游生态功能突出、下游经济发展较强”的梯度分布特征,生态保护责任与发展收益在空间上错位,导致上下游在治理目标、补偿标准与成本分担等方面难以形成稳定共识,制约了流域协同治理机制的有效运转。
针对上述问题,应以组织模式创新为突破口,推动流域治理由“行政分割”向“单元协同”转型,加快构建“流域单元+行政联盟”的微型协同体。一是健全分级协同机制,按照流域尺度与跨界层级,构建“省级统筹—市县主导—乡镇落实”的多级联动体系,推动治理重心下沉与责任落实协同推进;对于跨区县河流,可探索组建由相邻区县、乡镇共同参与的流域保护协调机制,提升基层协同治理能力。二是打破行政边界约束,推动以流域为单元构建协同治理共同体。以单条河流或小流域为基本单元,鼓励相邻地区组建流域保护联盟,探索统一巡查、联合执法与信息共享机制,推动治理权责由“分散配置”向“协同运行”转变,切实破解基层治理中“看得见却管不着”的现实困境。
激发社会资本投资活力,打造“造血型”内生发展模式
跨界中小河流生态补偿机制总体仍停留在以财政转移支付为主导的“输血型”阶段,市场化路径发育不足、资金来源结构单一,难以支撑长期、系统性的流域治理需求。一方面,现行补偿主要依赖纵向财政转移与横向政府协议,“政府—政府”的单一运行模式未能有效撬动社会资本与金融资源,资金规模与稳定性均存在约束;另一方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尚不健全,项目收益路径不清晰、风险分担机制不完善,导致金融机构与社会资本参与意愿不足,制约了生态治理由“外部投入驱动”向“内生发展驱动”的转变。
为此,应以市场机制创新为突破口,推动生态补偿由“输血供给”向“造血循环”转型,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内生发展模式。一是夯实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基础,健全分类核算与差异化转化机制。立足中小河流类型差异,完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探索将水土保持、生态修复等治理成效转化为可交易、可收益的资产形态,为社会资本参与提供稳定预期与收益支撑。二是创新金融参与路径,构建多层次绿色投融资体系。通过设立绿色发展基金、推广绿色信贷与环境保险等工具,在具备条件的区域探索排污权、水权等要素的适度交易机制,推动生态资源向资产、资本的有序转化,逐步形成“投入—回报—再投入”的良性循环,提升生态补偿机制的可持续性与内生动力。
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搭建全国中小河流“一张图”智慧管理平台
数字化基础能力不足与数据要素割裂,已成为制约中小河流生态补偿机制科学运行的关键瓶颈。受监测体系建设滞后影响,当前中小河流普遍存在监测网络覆盖不足、数据连续性与稳定性不强等问题,难以支撑精细化治理需求。同时,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在监测标准、统计口径与评价方法上缺乏统一规范,数据来源分散、标准不一,导致补偿核算与绩效考核中“数据不互认、结果难对接”的矛盾突出。水文、水质与排污等关键信息分散于多部门管理体系之中,缺乏统一的集成平台与共享机制,制约了流域污染溯源与系统评估能力的整体提升。
为此,应以数字技术为支撑,推动流域治理由“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加快构建全国中小河流“一张图”智慧管理体系。一是统一监测标准与数据规则,夯实数据治理基础。完善跨界断面监测网络布局,推动监测指标、采样方法与评价规范的统一,探索引入第三方核证机制,提升数据的权威性与可比性,打破“信息孤岛”。二是构建全链条数字化管理平台,提升协同治理能力。整合水质、水量、排污等多源数据,推动跨部门实时共享与可视化应用,探索建立流域污染溯源与风险预警模型,增强突发环境事件的协同应对能力。同时,运用遥感监测、物联网与区块链等技术手段,实现补偿核算、资金分配与绩效评估的全过程可追溯、可审计,推动形成透明高效、协同联动的生态补偿运行体系。(作者姚黎明系四川大学商学院研究员;谢洪明系四川大学商学院教授;贺林欢系四川大学商学院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