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兰芳

　　随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中提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强调要“加快数字乡村建设。持续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因此，在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具备数字化思维的数智人才，掌握并能熟练运用数字化技术，对于提升乡村治理的智能化水平、提升治理效率与精准度，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治理正面临向数字化转型的迫切需求，然而现实挑战依然严峻。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2年底，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覆盖率达61.9%，但仍显著落后于城镇地区，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持续存在。此外，乡村治理中“人才空心化”问题突出，据农业农村部2022年数据，乡村劳动力群体中，接受过系统性数字技能培训的比例尚不足两成，中央党校2021年调研显示，超过四成的基层干部对数字化工具的应用存在困难。这些数据折射出乡村治理的三大痛点——人才结构性短缺、数字化水平低、治理效能不足。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数智人才的系统性培育与技术工具的深度融合，推进实践落地与制度保障，破解治理瓶颈，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已成为推动乡村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命题。

　　构建“数智人才”梯次培养体系，夯实乡村治理现代化根基

　　分层分类推进乡村人才储备，健全“数智人才”梯度培育机制。一方面，联合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共同组建“数字乡村智库”，汇聚农业经济、信息技术、公共管理等多领域的专家学者，为乡村治理提供战略规划与政策咨询支持。例如，可依托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高校资源，成立“京津冀数字乡村研究院”，聚焦区域特色制定个性化发展方案；另一方面，针对乡村干部、返乡青年、新型职业农民等不同群体，设计具有针对性的、分层级的培训方案，定向培养“数字乡村工程师”，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重点提升数据分析、物联网应用、智慧农业、数字政务等关键核心技能。

　　创新产教融合模式，打通人才培养“最后一公里”。深化产教融合，建立“定向输送+本土孵化”双轨联动机制，以激发内生动力。推动各级各类高校、职业院校与乡村地区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在宁河、宝坻、蓟州等农业大区设立“数字乡村实训中心”，依据各乡村的差异化需求，设计定制化的课程体系。例如，在水香宁河开设智慧农田管理，在大美蓟州开设农村电商运营等实操课程，实现对具备数字化技能的专业技术人才的定向培养，同时加强对本土乡村网红的孵化，打造一支“懂技术、善治理、接地气、能扎根”的乡村治理生力军。

　　优化政策支持与激励机制，增强人才扎根吸引力。完善乡村人才引进的配套政策体系，对长期服务乡村、扎根基层的“数智人才”给予住房补贴、职称评定倾斜、子女入学优先等福利保障。设立专项奖励基金，对推动乡村数字化治理、产业升级等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团队与个人予以表彰，激发人才留乡创业热情。实施“引凤归巢”计划，对返乡创业的高校毕业生给予一定的补贴，并配套创业孵化基地支持，通过“引才回乡”吸引高校毕业生、科技特派员等群体参与乡村建设，形成“人才回流—能力提升—反哺乡村”的良性循环。

　　创新“数智平台+治理场景”融合模式，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构建全域覆盖的智慧乡村治理综合平台。以“一网统管”为目标，整合基层党建、产业管理、环境监测、民生服务等关键数据模块，在市级层面，搭建覆盖县、乡、村三级联动的集数据管理、分析决策、服务提供于一体的数智化综合治理平台；在区级层面，建设侧重本区特色产业监测的差异化分平台，避免“一刀切”式方案，例如，滨海新区侧重水产养殖数字化需求、蓟州区则关注乡村旅游资源需求；在村级层面，开发“村民端”“村民议事”等线上平台，实现政务查询、纠纷调解等“指尖办理”，推动村务公开透明化，增强群众参与感。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识别治理短板和痛点，动态优化资源调配。例如，利用物联网技术监测农田墒情与病虫害，结合AI算法提供种植建议，助力农业增效。

　　推动数字技术与传统治理模式深度融合。将数智平台与乡村治理场景紧密结合，在网格化管理体系中嵌入数字化工具，通过“云台账”“智能巡检”等技术手段，构建事件上报、处置、反馈的闭环管理体系，确保事务处理全程可追溯、高效协同联动，进而提升基层干部的工作质效。通过数字技术与不同治理场景的深度融合，提高乡村治理的智能化水平和精准度。例如，在环境保护方面，利用数智平台监测乡村环境质量、分析污染源数据等；在公共服务方面，通过数智平台提供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服务；在产业发展方面，利用数智平台分析产业数据、预测市场趋势等。同时，探索“数字银行积分制”，将村民参与环境整治、文明建设等行为转化为可量化的信用积分，链接金融服务、就业推荐等激励措施，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数字化治理新格局。

　　强化“数智人才”与产业振兴协同，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以数字技术驱动乡村全产业链升级。引领“数智人才”深度参与乡村产业链重塑革新进程，助力电商直播、智慧物流、乡村休闲旅游等新业态的发展。培育本土“数字新农人”，通过直播带货、短视频营销等方式推广特色农产品，打通产销壁垒；开展“数字技能大赛”，选拔优秀人才进入“乡村创客空间”，实现“技术能手”本土孵化；引入数字化溯源系统，提升农产品品牌价值，助力“小农户”对接“大市场”。支持龙头企业与乡村共建“数字农业示范基地”，实现产供销精准对接。

　　构建“政企校村”联动机制。一方面，鼓励领军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与乡村结对，共建“数字乡村实验室”，开展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另一方面，政府通过税收优惠、项目补贴等政策，吸引社会资本积极投入乡村数字化项目建设；设立“数字乡村产业基金”，采用“政府引导+社会出资”的协同模式，重点扶持智慧农业、冷链物流等项目，逐步形成“人才带产业、产业聚资本、资本育人才”的和谐共生生态格局。

　　完善“数智治理”保障体系，筑牢乡村振兴长效支撑

　　健全数据安全与基础设施保障。一方面，政府制定并实施相关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数智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和推广。设立数智治理专项基金、提供税收优惠等激励措施，加快乡村地区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基建”布局，缩小城乡数字鸿沟，降低乡村居民应用数智技术的经济负担和潜在风险。另一方面，构建与数智治理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体系、技术标准和操作规程，同步完善数据隐私保护制度，规范乡村数据采集与使用的基本要求和流程规范，防范数据滥用风险，确保信息安全。

　　优化考核评价与容错机制。将数字化治理成效纳入乡村振兴考核体系，设置“平台使用率”“群众满意度”等评价指标，鼓励基层探索特色治理模式。出台《数字乡村建设容错清单》，对因客观条件导致的阶段性失误、因技术迭代导致的系统兼容性问题、探索性政策试点的阶段性偏差，实行尽职免责，为“数智人才”干事创业松绑减负。同时，建立动态反馈机制，定期组织专家、村民代表开展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及时调整优化路径。

　　数智人才是破解乡村治理难题、推动现代化的关键变量。需以“基础培育—工具赋能—实践转化—制度护航”为逻辑主线，构建环环相扣、协同发力的行动体系，统筹人才培育、技术应用与制度创新，让数字红利惠及千乡万村。天津作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支点，需立足“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独特市情，以“数智治理”为突破口，率先探索实践路径，为全国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天津方案”，书写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新篇章。（作者系天津大学博士后、天津警察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