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新质奔涌丨谢茂松：新型举国体制与多元创新路径推进科技自立自强

　　编者按：2025年10月20日到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建议”）。对此，光明网采访业内权威专家，推出系列解读稿件，邀请专家围绕“十五五”规划建议的核心内容展开系统阐释、结合实践案例答疑解惑，为读者精准解读“十五五”规划建议背后的发展逻辑与实践路径。

　　光明网讯（记者 刘晗旭）当中国科技创新从“跟跑”“并跑”迈向“领跑”甚至步入“无人区”，创新路径的选择成为关键命题。在解读“十五五”规划建议的背景下，如何看待中国独特的创新模式？其核心动力何在？又将如何演变？围绕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科技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战略专家组成员谢茂松，深入探讨了需求牵引、新型举国体制与市场活力在中国创新征程中的融合与平衡。

　　核心引擎：战略与市场双重需求牵引下的新型举国体制

　　“中国的创新模式首先体现为一种强大的‘需求牵引’逻辑。”谢茂松将此分为两个层面：“关乎国家战略、国家军事安全、产业安全的战略科技由国家战略需求的任务牵引，如‘核高基’（即“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航空发动机、载人航天工程等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像新能源汽车、智能手机等高度市场化产业的技术则由市场需求牵引，而国家战略需求与市场需求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谢茂松举例，像东风导弹这一杀手锏的产生，就是基于将航母阻断在第二岛链的战略需求牵引而有技术上的满足。这种国家战略需求与市场需求双重驱动，确保了创新既服务于国家长远安全与竞争力，又能扎根市场，实现价值转化。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深化跨军地改革”“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面对当前深刻复杂的中美博弈格局，要在短时间内实现关键领域的技术突破，谢茂松强调了“新型举国体制”的必要性。“面对中美博弈，需要在短时间内实现技术突破，必须依靠新型举国体制，采取超常规措施，用好科技政策、产业政策，彻底打通政产学研用金的创新全链条，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高度融合。”他认为，这种体制并非中国独有，回顾历史，后发国家常借助产业政策实现追赶，而先发国家则试图“抽掉后发国家向上发展的梯子”。美国、欧洲现在也在大国科技竞争中重新捡起了产业政策。

　　“新型举国体制”之“新”在何处？谢茂松将其置于更宏大的文明演进框架中理解：“区别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指令性体制的工业文明的举国体制，是与市场经济、全球化、数字文明结合的新组合体制，可视为‘数字文明的举国体制’。”这一定位，凸显了当前中国创新体系与时代特征的深度融合。

　　制度与文化根基：科技创新的“中国特色”

　　谢茂松强调，创新模式深植于一国的制度与文化土壤。“科技不完全是一个纯技术的问题，科技一定跟它的文化有关系。”中国能够实施有效的科技规划，得益于其独特的制度和文化基础。“中国以大一统国家、家国情怀为基础，结合学习世界不同科技发达国家的各种不同创新体系的外部经验，形成相对多元一体的创新路径，相比西方更具系统性和协调性。”

　　这种模式在实践中展现出独特优势，尤其在突破外部封锁、整合资源时。“能打破利益壁垒，集中资源实现突破。”谢茂松还用“中道社会主义”来概括这种平衡：“它是既利用资本、市场、技术的优势。同时，还要对这种资本、市场、这种数字技术加以规训，不能出现西方那种数字技术垄断帝国。”这体现了中国哲学中“执两用中”的智慧。

　　展望“十五五”：在相互学习中构建高水平自立自强创新体系

　　规划建议强调“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突出国家战略需求，部署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并同时要求“培育创新文化，弘扬科学家精神”。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规模比“十三五”末增长近50%，达到3.6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二。持续增长的投入与不断完善的体制机制相结合，正为中国迈向更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注入强劲动力。

　　谢茂松最后总结道，中国的创新之路，是一条基于自身文明底蕴和制度优势，同时博采众长的融合之路。在“十五五”乃至更长的时期，如何在“无人区”的探索中，继续平衡好战略规划的确定性与自由探索的不确定性、创造性，平衡好科学家的家国情怀与个人创造，将是中国创新模式持续焕发生机的关键。这条道路，既是对举国体制优势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丰富全球创新生态多样性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