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面临大调整、大变革，我国发展环境面临复杂变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新形势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高度认识新形势下高水平对外开放紧迫性和重要性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顺应国际趋势的必答题。国内经济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与此同时，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数字经济兴起、绿色低碳转型，为我国高水平开放提供历史性机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助于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布局，增强韧性，防止“脱钩断链”，促进开放与自主创新良性互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通过高水平开放引进高质量外资、先进技术，通过溢出效应加速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

　　高水平开放是促进深层次改革的现实需要。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通过扩大开放，可以促进深化改革，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进入新时代，我国的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我国坚定不移的推进高水平开放，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到参与全球治理体系，从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到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从签署RCEP到申请加入CPTPP，每一次高水平开放的探索实践都为改革注入了新的动能，增添新的活力。开放过程中形成的可复制的制度创新和实践案例都为深层次改革提供宝贵经验，从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建立到贸易便利化改革，从以负面清单为重心的投资体制改革到自由贸易账户的设立，从制造业的全面开放到服务业的扩大开放，每一次的开放都会促进深层次的改革。

　　高水平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力支撑。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不是单纯的内循环，而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通过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高水平开放、促进进出口平衡发展、大力吸引和利用外资、实施走出去战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提高国际经贸谈判中的主动性、增强在世界经济舞台的话语权，更好地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高水平开放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高水平开放不仅可以推动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可以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通过更高水平的开放市场和吸引外资，可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循环利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高水平开放可以促进国内外市场的互联互通，促进我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扩大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辐射范围，重塑大国竞争优势。高水平开放推动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和机遇。制度型开放作为高水平作为扩大高水平开放的重要任务，通过稳步实施制度型开放，积极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我国能够更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

　　高水平开放是从“一次开放”走向“二次开放”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开启的是“一次开放”，伴随着开放格局、开放环境、开放模式的转变和调整，我国开启了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二次开放”。“二次开放”在开放路径、开放重点、开放体制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二次开放”的突出特色是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这是我国对外开放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升”的战略跃迁，具有系统性、稳定性、无差别性、双向互动和深层次等鲜明特征。“二次开放”以“边境内”开放为主，“边境内”转向国内制度与国际规则的对接，强调“入境后”的制度安排，关注的是准入后的公平竞争，包括国内补贴、技术标准、数据流动、竞争中性、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环境与劳工法规、营商环境等议题。“二次开放”的开放路径是全面实施自由贸易战略，这是一套系统性的、主动的、立体的开放新策略，包括构建高水平自由贸易网络、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高标准发展等。 “二次开放”的目标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立一套稳定、透明、可预期、与国际高标准规则相接轨的法律制度和管理体制。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意味着贸易体制、投资体制、金融体制的变革，意味着营商环境更加注重法制化、国际化，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成熟、稳定、可持续的新阶段。

　　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标 CPTPP、DEPA 等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加快探索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方面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相通相容，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通过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经贸新规则。支持我国高科技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并推动我国标准“走出去”，同时吸引各国先进的标准体系，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共同制定标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按照竞争中性原则，保障各种所有制企业公平、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倡导平等、合作、共享的发展理念，结合我国自身优势与需求，提出我国高标准的经贸规则，提升未来开放的主动权，并为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发挥重要作用。

　　积极扩大自主开放。自主开放是我国从被动融入到主动引领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转型，是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必由之路。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进一步缩减服务贸易领域负面清单，大幅削减服务业领域的限制措施，实质性地减少许可事项。进一步扩大如数字经济、医疗、康养、教育、金融等领域的开放，逐步放宽外资股比限制、业务范围限制和从业资格限制。扩大升级单边开放，加快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协定进程，加快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中国-海合会自由贸易谈判进程，落实对最不发达国家、非洲建交国100%税目产品零关税举措。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东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三大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区域合作新格局。

　　以自贸区和自贸港为依托建设开放新高地。以自贸区和自贸港为依托，建设开放新高地是我国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一项战略举措。继续深化制度创新，自贸区和自贸港应继续深化制度创新，推动形成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包括在贸易、投资、金融、知识产权保护、争端解决等领域的创新，以提高市场开放度和监管效率。强化平台整合，发挥自贸区先行先试的作用，以更大力度推进自贸区、经开区、综保区、边境合作区等开放平台整合重组，避免要素资源重复浪费，探索形成政策合力。加强系统集成、复制推广。按照“边试点、边总结推广”的原则，定期集成试点经验，形成系统化、一揽子经验成果，多层次、宽领域、分类别地复制推广。

　　平衡开放与风险防控。在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同时，要更加注重风险防控和监管体系建设，保持社会各领域市场的规范、平稳、健康运行，确保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坚定不移地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对外开放和国内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的安全，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以经济社会的安全、健康发展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全球竞争力。提升重点领域的安全水平。在金融、电信、数据流动等领域，合理把握开放节奏，增强压力测试，注重防控系统性风险，推动科技赋能，提高风险技防能力。全面提升监管能力。对标国际先进理念，学习国际先进风控技术，同步提升开放水平和监管能力，监管能力要与开放水平相适应。提升规范金融、电信、数据机构经营行为，预警和防范风险，以及处置和化解风险的能力，提高监管的精细化和智能化。

　　（作者：刘莹，系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