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5年10月20日到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推动“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光明网《经济光明论·专家谈》专栏推出系列专家解读稿件。

  本期邀请到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邓永波，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二部主任、研究员肖新建，阐释《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作者：

  邓永波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 副研究员

  肖新建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二部主任、研究员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深刻洞察国内外大势，再次强调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这为我们应对复杂局面、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深刻认识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时代内涵和战略意义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并非一时之策，而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抉择，是把握发展主动权、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基石。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原有的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规模扩张的粗放式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强大国内市场不仅意味着超14亿人口、约4亿中等收入群体所形成的庞大市场体量，更意味着持续提升的需求标准、日益多元的需求结构以及更具前沿的需求引领，这种市场需求层次的提升，有效倒逼供给体系质量改进，牵引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2024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69%，创新驱动能力不断增强，强大国内市场为技术创新、产品迭代和模式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和稳定的市场预期，从而构建起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持续推进经济发展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根本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目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1.2万美元，正处于消费结构快速升级时期。2024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44.5%，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2个百分点，明显高于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近年来，人民群众对高品质产品、优质服务、健康生活、文化娱乐、生态环保、个性化发展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居民在教育、医疗、数字、绿色等领域的消费支出年均增速超过10%，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核心就是要通过提升供给质量、优化供给结构，更精准、更高效地满足这些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新需求。这直接关系到民生福祉的持续改善，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实际行动，能够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应对外部冲击、稳定经济运行并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外部环境越是严峻复杂，越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也是我们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抓牢发展主动权的一个关键所在。回顾历史，我国依托国内市场，通过扩大内需，成功应对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所造成的冲击，战胜了外部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通过出台实施一系列政策举措，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依托14亿多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商品消费市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达到95%，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大国经济韧性和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的背景下，强大国内市场不仅有助于平滑经济波动、支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更是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枢纽。它能够有效衔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发挥“稳定器”和“虹吸效应”，吸引全球优质资源，促进国内国际循环在更高水平上联动，从而增强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塑造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

  当前，我国经济循环还存在不少堵点卡点，低端供给过剩与高端供给不足并存，供需结构性失衡问题依然突出。同时，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制约内需潜力释放的体制机制障碍仍需破除，国内市场的巨大空间和潜力尚未得到充分挖掘。差距就是潜力，短板也是空间。应当看到，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尚未完成，区域发展纵深广阔，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预计到2035年将达到8亿人。特别是居民消费优化升级与现代科技、生产方式相结合，将不断催生新的增长点，国内市场空间将持续成长壮大。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着力打通堵点、连接断点、消除痛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促进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的强大国内市场。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精准施策，久久为功。

  二、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潜力

  内需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必须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性作用，积极拓展投资空间，激发并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全面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巨大潜力。

  大力提振消费，巩固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消费是最终需求，是经济增长最持久、最稳定的动力。当前制约我国消费需求增长的关键因素在于居民收入，主要体现在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仍然偏低。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13万元，占人均GDP的比重仅为43.15%，远低于同期发达国家普遍超过50%至60%的水平。同时，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仍较大，再分配调节机制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尚待充分发挥，基尼系数处于较高水平，全社会边际消费倾向偏低。这些因素从收入总量和收入结构两个维度对消费形成了明显制约。为此，提升消费能力是前提。必须着力扩大居民就业，特别是高质量就业，夯实居民增收基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完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机制，有效缩小收入差距，从而推动释放有收入支撑的消费潜力，促进消费需求持续稳定增长。优化消费环境是关键。要持续改善消费设施，完善城乡商业体系，健全现代流通体系。加强市场监管和质量安全监管，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价格欺诈、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让群众能够放心消费、便利消费。推动消费创新是动力。要鼓励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促进线上线下消费深度融合。积极培育壮大绿色消费、数字消费、健康消费、文旅消费、银发消费等新的增长点。稳定和扩大传统消费，如汽车、家电、家居等大宗消费。支持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消费热点发展，推动消费从实物型向服务型、体验型拓展升级，满足个性化、定制化需求。

  扩大有效投资，优化投资的关键性作用。投资不仅形成当期需求，更塑造未来供给能力。长期以来，我国投资更多集中在生产资料等“硬投资”领域，下一步应更加重视人力资本等“软投资”。当前，我国人口总量已于2021年见顶，并从2022年开始进入负增长阶段，标志着人口发展由增量阶段转向减量阶段。实际上，劳动年龄人口早在2011年就已达到峰值，这从供给侧对经济发展形成约束。在人口总量达峰后，劳动年龄人口正以更快速度下降。根据相关研究测算，2011年至2021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年均下降0.14%；而从当前到2035年，年均降幅将扩大至0.83%，供给侧约束进一步凸显。面对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显得尤为重要。为此，创新投资理念是先导。要注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在加强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增加对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民生领域的投入，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投入，提升劳动者技能素质，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为长期发展积蓄能量。把握投资方向是核心。要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重点是加快推进“两新一重”（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以及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投入，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系统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商业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提升投资效益是根本。要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破除各种形式的市场准入壁垒，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鼓励和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和补短板项目建设。创新投融资机制，规范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模式。

  三、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动态平衡

  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必须处理好二者关系，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增强经济体系的韧性和活力。

  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要敏锐捕捉和响应市场需求的深刻变化，将市场需求信号有效传导至供给侧。当前，我国消费结构正经历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的升级，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需求日益旺盛，但供给体系在响应这些变化上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为此，完善需求传导机制是基础。要建立健全常态化市场调研和需求动态反馈机制，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精准分析消费趋势和用户行为，为生产企业提供及时、准确的市场洞察。引导企业精准适配是关键。要鼓励和支持企业紧跟消费升级浪潮，将资源更多地投向研发设计、品牌建设、质量提升和服务改善，增加高质量、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品牌溢价的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推动企业加快柔性生产、个性化定制等能力的建设，提升对市场变化的快速响应能力。着力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通过市场竞争和标准引导，淘汰落后产能，使供给结构更好地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避免供需错配导致的资源浪费。

  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供给并非只是被动适应需求，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能够催生前所未有的产品与服务，从而开拓新的市场空间，激发潜在的消费欲望。历史上数次科技革命都创造了全新的产业和巨大的需求。为此，强化科技创新的策源功能是核心。要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投入，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和“卡脖子”领域组织联合攻关，力争实现突破。通过技术创新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例如，智能手机的发明不仅颠覆了通信方式，更创造了移动互联网应用、移动支付、短视频等巨大的衍生需求；新能源汽车的普及不仅改变了出行方式，更带动了充电设施网络、智能驾驶技术、车联网服务、电池回收利用等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激发企业创新主体活力是动力。要完善鼓励企业研发投入的财税、金融政策，支持企业建设技术研发中心，勇于进行技术和产品创新。保护知识产权，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通过提升供给体系的先进性、创造性和引领性，将潜在的、未被满足的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的市场增长点，为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四、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市场是全球最稀缺的资源。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但存在的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规模经济效应的充分发挥，抬高了交易成本，阻碍了商品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必须坚决打破各种形式的壁垒和卡点，促进循环畅通，将市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建设良性的国内大循环。核心在于破除阻碍经济循环的体制机制障碍，让生产要素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优化配置。为此，破除市场壁垒是首要任务。要着力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全面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严禁在招投标、项目审批、资质许可等方面实行差别化、歧视性政策。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是重点。要促进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例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畅通劳动力和人才流动渠道；加快发展技术市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探索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等基础制度。完善市场基础制度是保障。要健全统一规范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制度体系。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尤其要加强对平台经济等新业态领域的规范监管，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为所有市场主体提供公平参与竞争的环境，激发和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

  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强大国内市场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双循环。要通过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以更高水平开放助推国内大循环效率与质量的提升。为此，优化营商环境是基础。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增强政策的稳定性和透明度。吸引全球高端要素是途径。要通过扩大开放，吸引全球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高端要素资源向内汇聚，推动国内产业在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中提升创新能力、管理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国际话语权是目标。通过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增强我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使国内大循环更深地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联系。实现内外循环的良性互动和正向反馈，即通过内循环的稳固增强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通过外循环的升级促进内循环的效率和水平提升。

  策划：赵刚

  文字整理：赵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