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两山”理念提出20周年。“两山”理念深刻揭示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统一关系。从经济学视角来看，这一论断不仅颠覆了“以环境换增长”的发展逻辑，而且为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路径和政策指引。新时代以来，我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式扩张加快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生态文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逐渐实现从“环境约束”到“绿色红利”的跃升。

　　环境约束与经济发展的现实困境。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早期，西方国家大都选择了资源依赖型的经济发展路径，其经济发展往往依赖资源的高强度投入与环境的过度消耗，我国改革开放早期的经济发展也具有这一特点。这种发展路径虽然在短期内能推动产出增加，但也导致严重的环境退化与生态失衡。从外部性理论来看，高强度投入与过度消耗导致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是一种典型的负外部性，其成本未能完全内部化，造成整个社会福利损失，随着环境容量接近极限，环境质量下降对公共健康、产业竞争力和社会稳定构成严峻挑战，环境治理成本不断上升，成为经济发展的“硬约束”。

　　生态价值与绿色红利的双重效益。践行“两山”理念，关键在于承认并挖掘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将环境保护由成本中心转化为财富源泉。“两山”理念将自然环境视为生态资本，生态资本的价值实现不仅体现在资源供给上，还体现在生态系统的调节功能和公共品属性上。通过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带来多重经济效益，表现形式包括直接收益、间接收益、创新收益等。例如，生态旅游、绿色农业、碳排放权交易等能够将优质环境资源转化为现实市场收益；例如，良好的生态环境通过提高居民健康水平、吸引高端产业和人才聚集，从而降低社会治理成本，带来间接收益；再如，严格的环境规制通过倒逼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从而带来创新收益。这些“绿色红利”的表现形式与“波特假说”提出的环境规制和创新理念高度契合。因此，环境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更是激发新动能、形成新优势的重要源泉。

　　制度安排与绿色发展的实现路径。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环境治理往往存在失灵的情况，必须通过制度设计将环境外部性内部化。近年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一套多元化的绿色发展制度体系，包括环境税、碳排放权交易、排污许可证等环境规制工具，使污染者为其行为付出代价。设计和发展绿色金融、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激励机制，引导资本流向低碳环保产业。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生态补偿机制，实现区域间绿色收益共享。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利用生态环境考核与监督，推动地方政府形成长期激励机制。这些制度安排实现环境外部性问题内部化，把环境保护转化为促进创新与转型的动力，从而实现由“环境约束”向“绿色红利”的跨越。

　　环境保护与共同富裕的理论升华。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看，环境质量是最普惠的公共产品，其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的边际效用。绿色发展不仅为社会创造新的财富增长点，还能通过公平的环境权益分配促进共同富裕。例如，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推出全国首个竹林碳汇共富项目，建立“两入股三收益”利益联结分配机制，村合作社将流转金入股到县强村富民集团，集中投资到共富产业园、共富乡宿等具有稳定性收益的经营性项目。由此可见，绿色红利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新来源，也是社会公平与代际正义的重要保障。

　　“两山”理念提出20年来的生动实践充分表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非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而是能够实现双赢的统一体。从经济学意义上看，环境保护是对生态资本的投资，能够通过直接、间接和创新效益带来“绿色红利”。通过制度创新与政策激励，环境保护正逐渐转化为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未来，我国经济要在全球竞争中保持优势，必须坚持绿色发展道路，将绿水青山这一无形资本转化为源源不断的金山银山。（作者：王浩力，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黄庆华，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2024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追加重大项目《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对策研究（批准号：2024ZDZJ6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