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安全与绿色经济既是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命题，也是塑造全球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支点。《“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明确指出，要增强能源供应链安全性和稳定性、推动能源生产消费方式绿色低碳变革、提升能源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等，重点做好增加清洁能源供应能力的“加法”和减少能源产业链碳排放的“减法”，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能源消费模式。以此来看，新质生产力所蕴含的科技创新与绿色转型的内在统一性，使其成为驱动能源体系系统性变革的关键力量，为破解能源安全与低碳发展的两难困境提供了重要遵循。

　　一、新质生产力重塑能源经济的内在逻辑

　　新质生产力正在引领能源领域的技术经济范式系统性变革。当前，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的深度融合，催生了能源经济新形态。国家电网构建的 “数字孪生电网”，借助物联网、互联网等技术，使电网各环节的感知、分析和决策能力得以打通，实现了电网的 “超强感知、明智决策、快速执行”，比如宁夏“西电东送”通道引入智能机器人辅助运维，构建起人工与智能双重巡检模式，有力保障了电力外送大动脉的长周期、高效率、安全稳定运行。据国际能源署测算，应用数字技术措施可使2016 - 2040年的年度电力成本减少800亿美元，约占全球总发电成本的5%；智能需求响应能够提供约1.85 亿千瓦的灵活电力资源，到2040年将为电力基础设施节省2700亿美元的投资。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的深度融合正重构能源经济，提升运维效率与稳定性，大幅降低电力成本、优化资源利用，同时加剧全球能源技术竞争。

　　与此同时，新质生产力驱动经济增长动能加速转换。据英国BP公司预测，2015至203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将进一步降低，届时其相较于传统能源将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另一方面，风电和光伏等新能源在运营阶段几乎不产生污染物排放，在全生命周期内的环境外部成本相对煤炭较低。江苏盐城“风光氢储”一体化基地的实践也表明，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的延伸带动产值预计突破2000亿元，这充分体现了新质生产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而传统能源模式正面临边际收益递减的严峻挑战，在资源开采难度增大、环境成本增加、对能源安全和供应稳定性的要求提高、能源效率提升受限以及新能源的竞争压力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其优势逐渐减弱，进一步凸显了新型能源体系的优势和发展潜力。

　　更为深刻的是，能源生产关系正在经历革命性重构，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规律的生动实践。从全国维度看，2025年前5个月绿色电力交易总量突破2209亿千瓦时，同比增幅近五成，展现出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的生产力。从区域创新看，内蒙古作为绿电交易试点，2024年蒙西市场实现900亿千瓦时交易量级突破；浙江的分布式光伏"隔墙售电"模式，通过收益共享机制激活市场主体活力；深圳则开创性地开发"电力看征信"数据产品，将用电行为数据转化为企业信用评估指标，为金融风控提供全新维度。这些变革印证了能源行业的新质生产力正在重构能源生产关系：一方面通过创新的市场化交易机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另一方面依托大数据技术挖掘生产要素新价值，推动能源经济向更高效、更可持续的方向演进。

　　二、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转型的现存矛盾

　　在新质生产力驱动能源绿色转型的过程中，技术创新、资源配置与国际规则引起的矛盾日益凸显。这些矛盾存在关联性和叠加效应，需要在明确核心矛盾后从战略层面统筹破解。

　　技术迭代与经济成本的动态博弈成为首要挑战。以具体行业为例，氢能储运环节成本占终端用氢总成本的30%-40%，绿氢终端价格远超传统能源经济可行性临界点。航空生物燃料领域同样面临经济性壁垒，航空生物燃料生产成本为传统航油的2-3倍，全行业规模化推广面临较大成本压力。新能源技术从实验室突破到产业化落地存在鸿沟，技术创新链与产业链衔接的薄弱环节迫切需要建立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成本共担机制。

　　区域协同转型失衡问题日益凸显，能源禀赋与需求的空间错配引发协同难题。我国西部可再生能源资源占全国总量的70%以上，与东部电力负荷中心形成空间错配，引发物理性与制度性双重协同难题。物理层面，2023年全国跨省跨区直流输电通道平均利用率仅70%，其中新能源电量输送占比约18%，造成输电资产闲置与投资回收压力；经济层面，现行跨省输电定价机制未纳入环境溢价核算，导致西部外送绿电单位收益较东部用户获得的环境效益存在价值落差。更深层次的矛盾在于区域发展权失衡，以大型光伏基地为例，其装备制造、运营维护等产业链核心环节本地化率不足，形成"资源开发在外、价值创造在外"的发展困局，资源优势未能转化为产业优势。

　　国际规则重构中的主权竞争日趋激烈。在全球能源转型进程中，技术领先地位与国际规则话语权的不对称现象显著。我国虽在光伏组件、特高压输电等领域形成技术优势，但在国际标准制定、碳市场机制设计等规则建构层面仍显被动。主要发达国家凭借其在传统国际组织的制度性优势，通过技术标准先行锁定、碳关税机制设计等手段构筑新型竞争壁垒。这种规则主导权博弈的背后，实质是对新型关键产业构筑权和主导权的争夺，涵盖技术标准主导、贸易规则重构、金融基础设施控制等多重维度。

　　三、“绿色经济-能源安全”协同跃升的实践路径

　　实现绿色经济与能源安全的协同跃升，需以新质生产力为引擎，聚焦技术突破、要素重组与产业转型三大维度，构建系统性变革路径。

　　关键技术的突破是破除生产力瓶颈的核心。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需着力攻克新型光伏材料转化效率极限、超大规模储能系统调频调峰、全产业链成本控制等关键共性技术。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科技创新制度变革激活研发动能，构建“基础研究-工程转化-产业应用”的全链条协同机制。重点关注新能源前沿技术专项，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知识产权共享机制，探索风险补偿基金支持下的专利制度，为颠覆性技术创新提供制度保障。

　　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的革新是释放制度红利的关键。数据要素方面，能源大数据的资源化进程需突破行业壁垒，构建覆盖“源网荷储”全链条的数据确权与交易体系，使数据要素真正成为优化能源配置的"智慧中枢"。在自然资源配置层面，要建立基于国土空间规划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协同开发图谱，通过数字孪生等技术实现资源禀赋与用能需求的动态匹配。人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需系统性推进，在高校内的“新工科”建设中增设能源互联网、碳管理、国际碳博弈等交叉方向，构建"双导师制"的政企校协同育人模式，同步推进传统能源从业人员的技能认证体系转型，为能源变革储备多层次的人才梯队。

　　产业转型需从生产方式、商业模式与国际规则三方面重塑能源经济范式。零碳制造体系的构建应突破单一环节减排思维，建立涵盖原材料采购、生产工艺、回收利用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在商业模式创新方面，能源即服务（EaaS）模式正在重塑能源消费关系，通过智能化平台实现供需双侧的柔性互动；碳资产管理则催生出新型市场服务形态，需要完善碳核算标准与金融工具创新。国际竞合层面，我国应主动参与全球绿色标准制定，特别是在新能源装备认证、碳边境调节机制等领域提升话语权，同时加快构建覆盖“一带一路”的绿色数字贸易规则体系。通过系统性制度创新，将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胜势，将要素潜能释放为发展动能，最终实现能源安全与绿色经济的深度协同。（冯轶楠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