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行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冲刺阶段”。来中国，赴一场“进博之约”，更赴一场共赢之约、未来之约。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放眼世界，自2023年以来，“去风险”成为了西方舆论场上的热词。“去风险”本是金融术语，原指终止或减弱与被认为是“高风险”客户的联系。西方部分政客将这一概念泛化滥用，扬言要通过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以达到“去风险”的目的。对此，亟须读懂“去风险”这个新概念背后的旧逻辑，迎“风”战“雨”再出发，开创国际合作共赢新格局。

　　一、从“脱钩”到“去风险”：新概念背后的旧逻辑

　　近年来，美国对华政策已经逐渐脱离了理性健康的正轨。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政府就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对华战略从接触与防范两手转向以竞争与遏制为主导，特别是确定并实施了以“脱钩”为基调的对华经济战略。然而，从实践结果看，美国的“脱钩”政策不仅没有达到孤立遏制中国的战略目的，相反导致自身和西方利益受到重大损失。在这一背景下，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抛出“去风险”概念，强调欧盟的对华政策不应是非黑即白，“我们要专注于去风险而不是脱钩”。这一概念迅速得到西方国家的积极回应，拜登政府多位高官明确表示“不寻求与中国脱钩”，但需要通过减少在关键供应链上对中国的过度依赖以实现“去风险”。

　　相比于“脱钩”，“去风险”一词显得更加温和、理性。但事实上，“去风险”与“脱钩”没有本质区别，是西方以维护安全为名削弱中国经济优势、扰乱全球供应链的霸权行径。一方面，“去风险”是西方遏制中国经济崛起的最新版本。如果说“脱钩”是要全面中断其与中国的经贸联系，“去风险”则是要实施有选择的、更加精准的脱钩。当前，美国政府在恢复和保持中美一般性经贸往来的同时纠集盟友继续拉长涉华实体清单、强推“在岸生产”“友岸外包”，组建芯片四方联盟，构筑“印太经济框架”，在供应链转移和高科技封杀上更加变本加厉。另一方面，“去风险”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西方以“风险”影射中国，大搞有罪推定和抹黑构陷，引导国际社会强化“中国=风险”的认知。在这一叙事逻辑下，谁要和中国走近，谁就会增加风险；谁要减少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谁就会更加安全。西方期望借助“去风险”的术语赋予其防范风险、维护安全的道义形象，进而为排除中国参与全球分工、阻止中国产业升级找到借口。

　　二、西方对华“去风险”等同于“去机遇”

　　从“脱钩”到“去风险”，西方对华话语和战略变化的背后，维护霸权、打压异己的战略目的没有变，零和博弈、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没有变，推动经贸问题政治化、相互依赖武器化的战略取向没有变。

　　第一，“去风险”找错了问题方向。“去风险”的前提是准确把握风险源头，如果问题方向选择错误，“去风险”必然加剧已有的风险或带来新的风险。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真正的风险来自于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的不断加剧，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带来的破坏性影响；来自于一些国家打着“经济安全”“国家安全”的幌子，大搞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严重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来自于个别国家固守“冷战”思维、迷恋单极霸权，肆意干涉他国内政，不断挑动地缘争端，加剧了世界的动荡与混乱。西方以“去风险”的名义孤立打压中国，找错了方向、开错了药方，不过是其奉行霸道霸凌行径的幌子。

　　第二，“去风险”扰乱了国际秩序。西方通过炮制“去风险”的话语陷阱，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对正常的经贸活动进行人为设限和政治干预，强行改变由市场驱动和国际分工而形成的全球产业布局，严重冲击既有的国际经贸秩序。美国作为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理应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肩负起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的大国责任。然而，事实却是美国自认为不再是全球自由贸易的受益者，不再满足于“弹性积累体制”和“离岸外包”所带来的经济收益，试图构筑封闭性的“小圈子”“小集团”以打造平行世界经济体系，进而达到孤立中国、分裂世界的战略目的。这将不仅损害各国的企业利益和人民福祉，而且必将加剧国际多边贸易体制困境，给本已脆弱的世界经济带来巨大风险。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去风险”所带来的大国博弈绝不仅限于经贸领域，必将延伸至全球治理的方方面面，从而影响到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所必须的信任与合作。

　　第三，“去风险”高估了自身实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的形成和发展，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企业基于市场原则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的自然结果。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地位作用的凸显，也是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不断深化的规律使然。以“去风险”之名行“去中国化”之实，妄图切断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联结，以打造排他性经济“俱乐部”的方式来摆脱所谓“萨缪尔森陷阱”注定难以成功。众所周知，近年来，美国政府将其制造业转移和产业空心化归罪于全球化，声称自由贸易伤害了美国的制造业及广大的蓝领工人，通过产业政策、科技打压、政治威胁等多种手段鼓励外资撤出中国，推动海外制造业回流。然而，这种基于政治和安全逻辑的产业政策既没有达到重振自身制造业的战略目标，也没有影响中国经济稳健前行的态势。特别是新冠疫情结束后，跨国企业纷纷到访中国，对中国经济前景和开放战略充满信心，坚持继续扩大对华再投资。

　　第四，“去风险”误解了中国角色。面对各种不确定、难预料因素的增多，中国是世界和平的稳定器、全球发展的动力源。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站在历史正确和人类进步一边，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提出并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积极参与热点问题的斡旋，在实现沙特伊朗和解、缓解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解决伊核朝核问题、推进阿富汗和解进程等方面展现大国担当。中国是全球发展的重要引擎，这些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超过了西方七国集团的贡献总和；积极应对国际性的经济金融危机，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等关键时刻果断决策、从容应对、施以援手，为世界尽快走出危机、恢复常态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促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为共建国家创造超过42万个工作岗位，帮助4000万人摆脱贫困。可见，中国不是世界的“风险源”，而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确定性力量、建设性因素。

　　三、以中国“新机遇”消解西方“去风险”

　　当前，国际社会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当务之急不是高高在上、有罪推定的“去风险”，而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分歧和对抗的强合作。中国始终是建设美好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将以自身“新机遇”对冲西方“去风险”，开创国际合作共赢新格局。

　　第一，坚定不移加强国际话语权建设。西方凭借长期形成的国际话语优势对中国大搞舆论围剿、“认知战争”，对华“去风险”，就是其精心编织的话术陷阱。对此，一方面，要加强国际制度性话语权建设。积极参与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重要治理机构改革，推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完善，不断提升我国在国际规则制定、国际组织运行、国际秩序维护等方面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另一方面，要加强国际舆论性话语权建设。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是世界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基础设施，不能任由少数国家凭借自身喜好定义“风险”、搞“脱钩断链”。我们要通过外交、媒体、民间交流等渠道主动设置议题、揭露虚伪本质，引导国际社会全面客观看待中国发展，同国际社会一同唱响世界经济的主旋律和正能量。

　　第二，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面对西方“去风险”引发的逆全球化，我国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一方面，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战略，强化忧患意识与底线思维，瞄准关键核心技术和“卡脖子”领域持续发力，向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高端不断攀升，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加快消费提质升级，将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转化为国际经济合作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高质量推进制度型开放和涉外法治工作，对标对表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促进中国和世界经济对接融合的同时依法维护我国企业和个体的正当权益。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进一步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培育打造新的利益交汇点，保持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联接。

　　第三，坚定不移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互相支持、团结合作才是全球“去风险”的唯一正确选择。对此，一方面，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趋势，坚决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加强同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大国之间的沟通协调，避免宏观政策的负面效应外溢，合作提供公共产品以破解“集体行动难题”，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平衡健康运行。另一方面，要通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共建“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平台，支持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建设普惠包容的新型全球化。（作者刘世强系四川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永林钇系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