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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积淀出的有关治国理政、经邦济世与道德人格培养的宝贵精神财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坚持人民至上,从人民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谋划和推进改革,充分彰显了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
实践充分证明,坚持人民至上谋划和推进改革,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使改革更好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拥有最坚实的依托、最强大的底气、最澎湃的动力。当前,需要深入理解和把握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的精髓要义,努力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伦理,积极构建新时代经济伦理体系,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引领。
折射了不断增进百姓福祉的执政理念
“富民厚生”折射出重视民生、不断增进人民福祉的执政理念。春秋时期的《管子·治国第四十八》记载:“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北宋的儒学家程颐也认为:“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古代先贤非常注重“富民厚生”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只有人民富裕安定了,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富民厚生”的经济伦理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高度契合,也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契合。
“义利兼顾”体现出追求道德与利益、实现共赢发展的价值导向。对于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所关注的义与利的关系,先贤通过多次辩论和阐述,早就达成了共识,强调“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价值导向,这与西方文化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迥然不同。不论是在经济活动中还是在对外交往中,中国的主流思想都主张道德与利益统一,实现共赢发展。“义利兼顾”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尤其具有典范价值。
继承和发扬“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
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主张公平正义、利益共享,这正是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经济伦理的相通之处,应在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上始终不渝、笃行实践,并与中国的传统经济伦理相结合。应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新时代的中国经济伦理,把实践经验提炼总结为新时代的中国经济伦理。在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程中,形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济伦理相结合的时代精华。
推动“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一方面应充分认识到传统经济伦理对现实中国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认识到传统经济伦理中存在的消极成分及其与当代中国社会不相适应的地方。继承和发扬“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做好与现实中国相适应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使之与我们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相融相通。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践行“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人民至上,就要笃定“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多推出一些民生所急、民心所向的改革举措,多办一些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实事。新征程上,把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取向,坚持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就能确保改革始终得到人民群众衷心拥护。
推动“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价值引领。要进一步发展壮大人文产业,充分发挥经济伦理在激活发展动能、提升发展品质、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中的价值引领和支撑作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道德伦理是重要因素,在经济活动中应注意突出人的因素、发挥经济伦理对人的激励和引领作用,让广大市场主体形成“义利兼顾”的价值观念,在获取利益时不能有损于道德诚信,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精神滋养。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跳出西方市场经济过度追求物质满足的窠臼,在提升产品和服务品质的同时,也为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注入灵魂。
做到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相结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结合。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崇高追求。践行“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需要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应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要顺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让全体人民始终拥有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开拓进取的主动精神、健康向上的价值追求。
(黄庆华 作者系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