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要素联动、功能联动、空间联动、政策联动来看，上海国际科创中心与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联动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但对照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要求，以科技创新引领高水平“五个中心”建设的创新力、驱动力还有待进一步释放

　　对照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要求，上海应当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加快推动国际科创中心从“建框架”到“强功能”跃升，进一步强化“五个中心”协同效应，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内在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深刻揭示了科技创新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核心位置。就上海“五个中心”建设而言，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具有引领全局和基础支撑的双重作用。

　　其中，作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主线的“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强调科技创新的源头性，即能够产生原始创新成果，成为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的发源地；二是要有强大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其产生的创新成果能够像源头之水一样向相关产业、周边地区乃至整个社会扩散和渗透，进而带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对照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要求，需要把握国际科创中心与其他中心建设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推进要素、功能、空间和政策等四个维度的协同联动。

　　要素联动，表现为“资本—技术—数据—人才”等关键要素的优化组合与高效配置。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国际科创中心与其他中心之间的人才流动与合作，不仅为各领域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还能促进知识与技能的传播应用，推动整个社会的创新进步。同时，为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等领域提供强大的技术后盾，促进各行各业的转型升级。数据是当今时代的核心要素之一。通过加强数据要素的融通汇聚，国际科创中心与其他四个中心能够更紧密地协作，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业务的无缝对接。

　　功能联动，表现为“五个中心”之间的深度互动与双向赋能。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可为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建设提供绵绵不绝的驱动力，后者则可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提供广阔需求和应用场景。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发挥核心的赋能与引领作用，通过推动产业升级转型，不仅降低经济活动对资源的依赖，还实现创新经济的蓬勃发展；经济中心所塑造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科技创新提供稳固的基石。在科技与金融的融合中，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以科技力量推动金融业务创新发展，构建金融科技新生态；金融中心则通过资本运作和投资引领功能，以科技金融为科技创新中心注入强大的发展动力。面对全球贸易舞台，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以颠覆性的创新成果，助力贸易高质量发展；贸易中心凭借广阔的平台资源，促进科技创新成果的流动与扩散，助力创新成果涌现。在航运领域，科技创新推动航运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为现代航运业注入新的活力；航运中心则凭借强大的陆海辐射能力，提供高效的物流枢纽保障，确保创新成果快速、安全地触达全球市场。

　　空间联动，表现为核心功能承载区域的高效率利用以及相互之间的高水平协调。空间联动，不仅强调市域范围内“五个中心”空间布局的协同优化以及重点功能集聚区之间的协同合作，如陆家嘴金融区与张江高科技园区、临港新片区之间的战略配合，实现区域联动，打破地理界限，促进更广泛的资源整合与共享，也重视“五个中心”核心功能区域内部的紧密联系与高效利用，确保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高效管理。

　　政策联动，表现为“五个中心”在纵向、横向和时间维度上的政策联动。这首先体现在中央、地方以及重点区域之间的纵向联动，确保上级政策的有效落地和实施，也要求下级能够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更为精细化的政策措施，形成政策执行的层级性和针对性。政策联动还表现在同级政府部门之间的“横向联动”上，即确保同级政府各领域政策能够相互支持、形成合力，避免政策冲突和重复，从而提高政策执行效率。政策联动还重点关注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之间的稳定性、连贯性和协同性，这可视为一种时间维度上的联动。它要求政策制定者不仅具备长远的规划视野，以确保政策的持续性、稳定性，还要密切关注政策在不同时间节点上的衔接情况，从而实现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之间的协同推进。

　　释放动力

　　从要素联动、功能联动、空间联动、政策联动四个维度来看，上海国际科创中心与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联动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效。但对照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要求，以科技创新引领高水平“五个中心”建设的创新力、驱动力还有待进一步释放。

　　第一，要素流动加快，但靶向发力有待优化。

　　比如，科技成果商业价值评估力量薄弱，专门从事科技成果评价和商业化验证的机构较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平台同质化严重，科技中介定价机制不完善，导致科技成果转化不畅。

　　调研发现，某新兴科技企业研发的一项具有潜力的合成生物技术，因缺乏专业的科技成果商业价值评估机构，难以准确评估其市场价值，导致融资困难，影响了后续的研发和推广。

　　又如，由于不同程度的市场壁垒、制度壁垒、信息壁垒和行政壁垒，创新资金在跨组织、跨领域配置时效率仍然偏低；创新资源共享不足，创新资源多集中于高校、科研院所等，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获取创新资源的平台和渠道有限，基础性创新成果与产业发展脱节。

　　再如，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之间的人才流动还不够通畅，科技人才合作互助、成果共享机制相对缺乏，资金链、创新链、人才链的耦合协调还需进一步优化。

　　第二，策源功能显现，但融合水平有待提升。

　　在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上，上海的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显著增强，如布局建设30家前沿科学研究基地、42家协同创新基地，还有14所高校深入探索建设大学科技园。

　　但对照全面深化改革新要求，还需啃下协调成本高、信息共享不够、利益共享难等硬骨头，更好地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推动金融科技发展，推进跨境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补齐高端航运服务短板。

　　比如，在用科技创新补齐高端航运服务短板方面，某航运企业尝试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优化航线规划，但因技术与业务融合不够紧密，实际效果未达预期。

　　第三，空间格局初定，但集聚联动有待强化。

　　从市域层面来看，“五个中心”之间的互联互通机制还不够健全，缺乏一个高效协同的网络来推动各中心之间的深度合作。比如，张江科学城作为国家级科创高地，与上海以及浦东其他区域的联动尚显不足。新形势下，有必要推动张江科学城扩区提质、促进更大范围产城融合，优化产业和居住布局，加快园区向城区转型。

　　在区级层面，虽然各区内部的科技创新与特色产业融合得较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和创新生态，但跨区联动仍然较弱，资源共享程度还不足。比如，A区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与B区的医疗器械产业集群“天然互补”，但跨区合作较少，未能形成完整的产业链，限制了产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在重点区域，虽然有的具备较强的创新潜力和发展优势，但在城市功能配套和服务设施建设方面仍相对滞后，缺乏多样化的功能布局与混合使用，与其他区域及中心之间的时空互联、人才与资源流动效率还有待提高。比如，某重点科技园区具备强大的创新研发能力，但周边生活配套设施不够完善，加之轨道交通出行不便等因素，导致人才流失。

　　第四，政策制定多源，协同效应有待增强。

　　在政策联动层面，政策主体之间仍然存在潜在冲突，总体政策与各子系统政策间的目标一致性有待提升，短期的政策目标与长期的政策目标有待进一步衔接。

　　特别是，一些政策的制定对整体谋划、协同联动重视不足，市、区两级政策在系统统筹上也有待进一步协同，多中心互动政策在执行和实践过程中尚缺少长效机制。比如，市级出台的鼓励科技创新企业上市的政策与某区为吸引企业落地而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存在差异，导致企业在选择发展区域时产生困惑。

　　对策建议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新形势下，要积极借鉴吸收国内外相关经验，整体谋划“五个中心”联动发展的制度体系和政策举措，推进优化要素资源配置的发展型改革，推动高质量的要素联动、功能联动、空间联动，推进优化政府内部关系的治理型改革，推动高水平的政策联动，更好地服务国家改革发展大局。

　　一是深化要素联动。

　　深化要素联动关键是打造多层次的网络化关系，推动高效通达的产业网络、科技创新网络、金融服务网络、信息通信网络、人才流动网络的立体叠加、有机互联。

　　比如，升级人才、研发与企业总部计划，加大力度吸引集聚跨国公司、跨国资本和跨国人才，助力高端要素流动提档升级。新加坡推出的吸引人才的顶级专才准证与科技准证、吸引企业的区域/国际总部计划和特准国际贸易商计划等规定，只要企业设立国际总部或区域总部，就按照10%至15%的税率缴纳企业税等（这甚至低于中国香港的16.5%）。

　　又如，促进资本要素流动，加大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开发适合本土科创企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在此基础上，推进资本市场机制改革，加大长期资金入市力度，引导投资机构强化逆周期布局，大力发展对风险有较高承受力且对资本回报有着较长期限展望的耐心资本，并进一步完善上市标准和上市程序、加强信息披露要求、促进市场投资结构转变，为耐心资本提供更加广阔的投资空间和退出通道。

　　再如，破除创新人才、创新产出在区域内流动的隐性壁垒，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并强化技术开放与共享。可借鉴美国硅谷打造开放创新生态系统经验和日本知识产权严格执法等经验，加强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为技术和数据的自由流动提供法治保障。

　　二是增强功能联动。

　　借助多中心集聚的优势，努力在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健全科技创新体系上取得新突破，在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上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临港新片区、张江科学城和G60科创走廊等重点区域，可借鉴由圣何塞高技术产业群、奥克兰高端制造业和旧金山专业服务业共同打造形成的“科技（辐射）+产业（网络）+制度（环境）”的科技创新引导产业升级模式，或借鉴东京“工业（集群）+研发（基地）+政府（立法）”的产业基础激发科技创新模式，通过大企业开放供应链、产业链带动孵化中小企业形成的创新生态，加强与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产业的融合发展，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同时，可强化金融赋能，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比如，设立一批专注于科技领域的投资基金，为初创企业和科研项目提供风险投资、贷款等多元化融资渠道；推动金融科技的应用与发展，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与精准度等。

　　此外，可加快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数据枢纽，包括建设数字贸易国际枢纽、完善航运贸易数字化试点示范平台；围绕场馆方、办展方、参展方三个主体精准施策，加快打造国际会展之都，强化会展与产业、贸易、消费联动，更好地把商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三是加强空间联动。

　　根据“五个中心”的功能定位和发展需求，有必要进一步优化空间布局，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比如，推进地铁、公交、高速公路等多种交通方式的无缝衔接，提升整体运营效率，构建高效、快速的交通体系；升级与扩建通信设施，确保数据传输的高速与稳定，支持重点区域之间的即时通信与远程协作。

　　又如，可进一步升级打造外滩金融科技增长极，进一步发挥科技创新对虹桥国际商务区的联动赋能，进一步激活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潜力。

　　再如，推进重点区域的用地混合，在同一地块内融合居住、商业、办公、文化等多种功能的基础上，加强立体空间的多层次利用，包括积极建设地下空间，将地下区域开发为停车场、购物中心、公共交通站点等，包括重视空中连廊建设，形成便捷的步行网络，减少地面交通压力，打造独特的城市观景体验，增强城市活力。

　　四是优化政策联动。

　　改革永远在路上，改革之路无坦途。对照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要求，有必要加紧完善政策协同联动机制，提升政策的一致性、协同性和连贯性，确保短期政策能够为实现战略方向和长远规划等长期目标奠定基础。

　　比如，强化高级别决策机构的统筹，建立跨部门的协调机构或委员会，或组建由多个相关部门代表组成的协调机构，统筹协调“五个中心”建设的相关政策和工作，防止个体政策的合成谬误。与之相伴，可进一步提升公众参与度，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拓宽公众参与政策制定的渠道。

　　又如，在政策调整时设定合理的过渡期，以便市场主体有时间适应新政策，减少政策变动带来的冲击。与之相伴，加强法律审查与监督，通过人大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等多种形式，对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进行全方位监督，确保其符合整体利益和上位法规定，避免部门利益法制化。

　　（邓智团 刘勇 作者分别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