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世强 许鹏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历史的发展大势和正确方向，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兴起打破了地理界限和政治限制，推动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的全球性拓展，加速了世界政治经济的一体性进程。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一样，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经济全球化使得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变革突破和不断迭代，推动了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的互联互通。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在科技创新与扩散、新兴市场国家崛起等因素作用下，经济全球化继续向纵深发展，促进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爆发、人员大流动，为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普遍繁荣提供了重要动力。

　　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也是把“双刃剑”，带来了一系列阻碍发展、消解进步的问题，特别是日益严重的发展失衡。众所周知，资本的收益率明显高于劳动所获得的报酬，在公共政策缺乏基本兜底和有效平衡的情况下必然出现不同群体收入差距的急速扩大。根据统计，2020年至2021年底，仅占全球总人口1%的超级富豪占有了全球63%的新增财富，剩余财富由其余99%的人分享。可见，全球财富分配不平等越来越突出。与此同时，受粮食与能源短缺、地区冲突、公共卫生、气候问题等因素的影响，众多发展中国家陷入困境，全球的绝对贫困人口不降反升，人类发展指数连续出现下降，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推进遭遇重大挫折。

　　解决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不能维持既有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一秩序本质上讲是由西方国家垄断的、基于中心—边缘结构的等级秩序。西方国家借此限制打压后发国家的发展，固化已有的利益格局，漠视甚至剥夺其他国家的正常发展权利。一旦有后发国家发展起来，他们就会通过政治联盟、规则特权和舆论话语权等手段不停制造麻烦。西方国家还通过这一秩序大搞内病外治，不断转嫁自身问题，损害他国发展利益。近年来，美国一方面利用美元霸权进行暴力加息，诱导外国资本向美大规模“输血”，引发欧洲、日本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出现持续外流，另一方面则大搞产业政策，试图重振本国制造业的同时弱化肢解竞争对手的产业优势。

　　解决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不能再次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一些西方国家在继续垄断着世界经济金融规则的同时却自认为在既有的经济全球化格局中吃了亏，民粹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的声浪高涨，动辄“脱钩断链”、不断“设墙筑垒”，大搞“友岸外包”“近岸外包”。这些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逆全球化之举，不仅极大扰乱了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还加剧了世界粮食、能源、资源等多重危机。事实上，在科技进步、分工细化、机制联结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各国之间早已深度互嵌、多维耦合，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格局不可逆转。妄图依靠政治和安全逻辑强行将世界经济变回一个个小河流、小湖泊，是开历史的倒车；执意将相互依存的世界割裂开来，也必将以失败而收场。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增长乏力，发展失衡加剧，逆全球化思潮凸显，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面对世界经济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中国给出的答案是建设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通过破解阻碍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结构性难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均衡的方向发展。

　　一是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强劲增长。做好蛋糕是分好蛋糕的前提，必须强化发展是硬道理的国际共识，推动世界经济从疫情阴影中彻底走出来，重回健康、稳健和可持续的增长轨道。要依靠科技进步催生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当前，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新能源技术、材料技术和生物技术突飞猛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全面展开，各国生产方式、产业组织、行业分工深刻演化，这些都蕴含着世界经济增长的崭新动能和巨大潜力。要加强国际产业分工协作，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国际社会需要尊重经济发展规律，巩固基于经济理性和比较优势形成的国际产业分工。要加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充分考虑本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外溢效应，既确保本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又促进各国经济的协同发展；合力应对全球经济挑战，做好国际经济金融风险的预警、管控与应对，努力提振全球市场的有效需求和总体信心。

　　二是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创新。“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是坚持少数国家独占的等级式的国际经济秩序，还是追求更加民主公正的全球经济治理，关系到经济全球化的前途命运。要支持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反对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单边霸权主义。本国优先的发展思路短期内会在激进行动加持下带来一定的经济上扬，但长期来看违背经济全球化的规律，注定会因倒行逆施走进死胡同。要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等主要治理机构的进一步改革，使之充分反映新兴市场国家的实力地位和国际贡献；建设好共建“一带一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新兴治理机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发出全球南方的集体声音提供重要平台。要加强数字经济、网络空间、绿色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建立契合时代要求、兼顾各方诉求的治理规则标准，同时要避免不同领域规则的封闭化、碎片化，通过加强治理机制之间的衔接、整合与优化不断降低制度成本，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机制支撑。

　　三是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落地落实。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发展失衡，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国际共同发展之路。这意味着发展不是某个国家的特权或少数国家的专利，应该尊重每个国家的发展权利，尊重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自由；意味着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各国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应该促进其他国家的共同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发展议题重回国际议程核心，实现对全球发展问题中核心矛盾和关键症结的再聚焦、再化解。在具体行动上，中国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建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促进全球发展倡议项目库不断扩大，加强与联合国、重要国家和国际组织有关发展议程的对接，获得国际社会的积极参与和广泛认可。

　　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承担全球发展责任，坚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共同发展，确保经济全球化的“蛋糕”能够得到更加公平分配，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和普遍繁荣。

　　（作者刘世强系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四川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许鹏系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