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3年12月11至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全面总结2023年经济工作，深刻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系统部署2024年经济工作，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

　　为完整准确全面宣传阐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宣传我国经济恢复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亮点成就，光明网推出《强信心 促发展》系列专家解读稿件，本期邀请到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阐释《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中重思中国贸易政策走向》。

刘元春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

　　后疫情时代，影响全球经济增长趋缓的一些因素虽不会发生变化，但会有阶段性的不同。第一，目前，全球生产效率下降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各个国家的劳动生产效率增长速度实际上都在放缓。第二，部分国家“去风险”导致全球技术贸易下降，进而导致全球技术进步的增长速度比想象的要慢。第三，全球在新技术应用场景和相应的扩展上，较疫情前有所放缓，最重要的体现是全球专利技术数量的下降。这几大因素导致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效率比预期要差，是导致低增长的因素。同时，一些关键性的长期因素也出现了变化，比如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地缘政治风险所导致的各个国家对于安全问题、国防支出成本的上涨等。

　　全球的通货膨胀在去年达到历史新高。去年以美国、欧盟为主体的紧缩货币政策和金融条件全面收缩，直接导致全球融资成本上涨、投资下滑，进而导致金融动荡并使快速上升的通货膨胀得到了遏制。因此，有机构预测全球通货膨胀率可能会从去年9.2%的水平回落到5%左右。通货膨胀的回落，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特别是对于低收入人群生活成本的降低是一个利好，但通胀的黏性依然强大。要回到各个国家通胀的目标值，依然还有一段相对较长的时间。尽管如此，可以明确的是，全球正处在一个去通胀、去高利率的新进程中。

　　全球贸易目前是收缩的过程。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所采取的再工业化，采取的脱钩、去风险、进行全球布局大调整已经过了五年时间。在布局的过程中，会有一个过渡态。这个过渡态就是全球贸易在美国的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的作用下，进行了大规模投资，特别是工业领域的一些产能的布置。这个布置需要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需要大量的厂房，需要大量工业化的能源，这种需求会产生一些“影子型”贸易。

　　因此，在过去的三年中，中国与美国近岸外包的主要基地墨西哥的贸易同比增长非常快，头两年同比增长达45%，现在也处于10%左右的增长速度。同时，对美国布局的友岸外包特别是东南亚生产基地，中国贸易也出现了大幅提升。这些提升有可能是贸易政策调整带来的产物，但更大因素是由于美国政策再布局所带来的“影子需求”，尤其是对机电产品、新能源产品的需求。这些需求在美国这些战略取得阶段性完工后会有什么变化，这是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换句话说，墨西哥初步建立了为美国提供工业品的生产线，东南亚初步建成了这种生产线之后，全球贸易格局会发生哪些变化。美国这一轮战略在五年后会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效，无论能否根本性改变世界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它的阶段性影响会逐渐显现出来。我们需要深入判断，美国在高新技术产品制造上，能否真正出现再工业化和关键供应链产业链的全面回归，能否在政策支持下成功实现商业化；同时，在全球层面，美国进行的近岸和离岸再布局在商业竞争和新的格局下，是否具备商业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由于美国通过的《基础设施法案》《通胀削减法案》以及《芯片科技法案》等所带来的补贴还没有完全耗尽，这种补贴效应可能会使中国对美国、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增长速度有持续的变化，但随着这些政策补贴的消失，以及在再工业化中的一些成本降低的速度，可能会导致他们出现一些“烂尾工程”。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也进行了再工业化计划，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原因很简单，就是利用政治力量能否实现商业的可行性和成本竞争的可行性，从目前研究来看是很难的。另外，我们跟墨西哥、跟东南亚，在一些产品竞争上的布局会出现哪些变化同样值得关注。中国与这些区域的差别定位在这几年已经完全显现，但中国与日韩德之间的这种竞争已经白热化，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造船等中高端制造业的全面升级和成本全面下降，这种变化尤为剧烈。因此，在贸易增速持续回落的过程中，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一定会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那就是世界多边体系进一步撕裂，世界贸易传统的潜能进一步削弱，从而产生在高成本中间的短期产业链、供应链新格局。

　　总体来讲，这是成本上升、规模下降、效益下降。这种成本变化带来结构性变化更为剧烈，特别是呈现出的一些新的结构性变异，需要高度关注，中国与互补性国家之间的产业升级的速度差异以及中国与中高端制造业之间的成本竞争上的这种变化。对于明年全球贸易格局、全球贸易增速的研究，不能简单化，因为未来是全球供应链重构结果的显示期，是美国战略从政治向经济、向商业模式的转换期。也就是说，过去五年是政治主导下的重构，未来五年这种政治重构要经受商业检验。中国在未来五年，在贸易政策、贸易战略上要有全面的重新定位、重新思考。我们在一些产业上的布局与贸易政策上的布局之间要有一个新的契合度。

　　应对明年全球经济变化，不仅仅要从宏观角度，例如增长、通胀、利率政策、财政政策、债务、债务链、产业链供应链的角度来思考，同时还要对超级结构的变异，对于持续政治布局所带来的商业可行性和商业竞争模式变化要有深度思考，这是进行战略重新布局的基础。

　　作者简介：

　　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经济学家。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现任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