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企业反映，在地方发展业务时仍会遇到不少障碍。比如，氢燃料车补贴政策出台后，各地发展氢能热情高涨，但私底下的态度却是以市场换产能，要求获补企业须在当地设厂。这种情况还比较普遍，企业初到一地，往往要专设分公司，以便把税收留在当地。

　　这些企业呼吁，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下，要拆掉地方保护藩篱，让企业不用再到处开公司、办工厂。

　　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全球局势复杂多变，个别国家频频对我设限，给我国对外贸易带来诸多不确定性，也使得促进国内大循环更加成为当务之急。

　　从供给端看，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全球60%的消费品在中国生产。从需求端看，我国有14亿多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4亿人，市场规模和潜力巨大。2021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2万美元，发达国家经验表明，这一阶段将逐步过渡至内需为主。

　　但如不少企业所感受到的，国内大循环仍存在不少堵点。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此有清醒判断，提出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畅通国内大循环，重在突破供给约束堵点，重在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

　　应该看到，这些年我国在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过去，因为市场分割，不少地方的人只能喝本地酒。现在，这些现象基本没有了。但也应注意到，过去地方保护的范围主要在商品领域，现在形式更为隐蔽，逐渐转向了服务业和生产要素领域，或以技术、标准、监管等形式存在。

　　为什么地方保护主义难以根除？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地方分权尤其是财政包干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了正向激励，由此也引发了一些地方的“一亩三分地”思维，政策取向更多考虑一地一域，而非站在全国角度通盘考虑。尤其是受唯GDP思维惯性影响，地方对能带动当地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的项目多有青睐，通过或明或暗的方式保护，造成了市场分割。

　　这也是我国很多行业集中度不高，低水平重复建设屡禁不止的深层原因。在隐性地方保护主义下，地方以“大而全”“小而全”产业链为目标，使跨区域兼并难以实施，“僵尸企业”难以退出，有些行业即使产能严重过剩也难以市场出清。此外，地方保护主义还大幅抬升了市场交易成本，如受疫情影响，不少出口企业转向内销，但大多转型并不顺利，其中不乏隐性门槛高的原因。

　　对大国而言，内需应是经济之本，统一大市场则是其中关键所在。去年底，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为推动相关工作作出了顶层设计。为此，各地需提高站位，增强系统思维和大局意识。同时，对于地方保护折射出的发展模式的深层问题，治本之策还在于全局谋划，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内在激励机制。（本文来源：经济日报作者：金观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