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讯1月12日，由光明日报社主办，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支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挑战与机遇”高端对话在光明日报社举办，来自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共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总裁苏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周绍杰就“三去一降一补”、财税、金融、农业、国企及重点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难点及对策进行了研讨。会上，各嘉宾接受了来自记者的提问。
以下为记者提问环节实录：
问：我来自人民网，我想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几位专家一个问题，再问苏总一个问题，因为苏总是实业界的代表。我们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了有一年时间，如果看它成果的话，有哪些数据可以作为参考？还想问苏总，您刚才也介绍了脚跨两界，一个是交易界一个是实业界，2016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您认为对于企业个体来说有什么影响？
周绍杰：客观的来说2016年我们根据公布的数据来看，基本上能看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确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比如说去产能的角度来讲，钢铁和煤炭去的量比较大，煤炭去了2.6亿吨，钢铁差不多是4500万吨，当然这还不是最新的数据，这个力度都是非常大的。房地产整个存量房增长率是下调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去产能和去库存又发现了一个新线索，去库存的过程中房价上涨，而且局部城市上涨幅度很高。去产能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煤炭价格、钢铁价格也都往上走，2017年这些产品价格上升时应怎么办？钢铁的价格已经上升了，煤炭的价格已经上升了，再怎么去产能的问题？最核心的问题是标准的问题，比如说环保和安全生产的要求，如果单纯300万吨以下都砍掉的话，我觉得也会产生重伤。
去杠杆上看，现在企业的负债率依然很高，去杠杆的过程是很长的，跟我们的宏观调控有一个冲突，企业的微观政策和我们的宏观调控可能有一些矛盾。从降成本看，各种税费、劳动力成本、社会保障成本的降低也不太容易。我们是竞争很充分的劳动力市场，这个降的空间也不是很大，而且劳动力本身已经走向了短缺。当然我觉得在社会保障上将出现一些调整，比如说住房公积金等会有调整空间。
另外，如果从劳动力成本来讲还要看另外一面，将来经济的转型中，家庭的收入一定要提高，劳动力成本上升也就是家庭收入提高，家庭收入提高说明中国将来消费占GDP的比重也会提高，从这点来讲也有好处。补短版方面，我觉得中国政府一直做的非常好，我们讲扶贫、针对去产能集中行业和地区都出台了一些政策，这些都没有问题。
徐洪才：这个里面我们三去一降一补发展不是同步的，有的可以，有的方面还在刚起步，比如说去杠杆。市场化的债转股、去杠杆的政策三季度末才出台，这个工作刚刚起步。
讲到产量这一块，讲的比较模糊，煤炭降了多少产量价格上去了，中间的弹性不一样，产量下来1%，价格上去50%，问题是什么呢？在这个情况下企业要扩大产能。产能可以扩大，但是先进的产能。不能说总体去产能，把产量搞上来就完成任务了，这是错误简单化的表现。价格上涨的时候可以扩大产能，但是一定要符合标准。你符合标准谁上都可以，我是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机制，不管是国有还是私营企业，只要不符合标准，就要把你消灭掉，不能趁机偷偷摸摸死灰复燃，那不是出产能，那是自欺欺人。
我觉得三去一降一补落脚点还是建立市场机制，市场机制暂时发挥不太好的时候，政府发挥作用也可以，但这是暂时的。最终要建好让市场自身发挥作用。
苏宁：2016年供给侧改革对大宗商品的影响，我觉得对我们创新服务模式提供了一个方向。大宗商品交易所市场实际上汇集信息流、货物流、资金流所有要素都在的一个集中点。在这个点上怎么去突破，包括怎么去提高企业的质量？从这个突破点应该值得去探索，鼓励我们进一步去做创新。
刘宇：我补充两句，咱们的记者问题都很好。我谈两个层面看大宗商品市场在供给侧改革中间的价值。在微观层面我们是通过产业客户给市场参与者提供全方位，包括交易、流通、风险管理全方位的服务，帮助企业提高效率，帮助他们在非常繁杂的信息中间找到商机，重新配置市场资源，在这个层面帮助微观企业践行供给侧改革，提高工作的效率。
另外一个方面，在宏观层面更有意义。我们做的大宗商品市场因为连接了现货、期货，形成了整体的商品市场，从而能够促进形成真实有效的交易、基于真实贸易的价格。形成这个价格体系之后，对于引导资源，从落后的产能向先进的产能去践行三去一降一补，我认为这是一个基础的工作。当然这是我们大宗商品市场间接发挥的作用，这应该是供给侧改革的基础。
主持人（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刘伟）：谢谢，今天我们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讨论高端对话效果不错。在这里春节也快到了，向各位专家、学者向你们致以春节的问候，祝大家今年有更多的成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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