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包容度明显提高

　　作者：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流通与消费研究室副主任王蕴，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曾铮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APEC峰会上也指出，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是我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的重要特点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虽然针对经济结构不优的质疑一贯有之，但这些经济结构特征总体上都是与我国特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经济结构优化开始呈现出明显的特征性事实：一是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过第二产业，二是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高于工业平均增速，三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投资。由此，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开始呈现出“质量更好，结构更优”的特点。

　　从收入分配结构的角度来看，经济快速增长必然会带来一些“成长的烦恼”，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就是其中之一。客观地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确实不断扩大，但这总体上是符合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随着进入新常态，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影响收入分配的一些因素也将发生趋势性变化，如劳动力供求关系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将更有利于提高劳动报酬，以及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国企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和反腐败力度加大等将有助于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这些都将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产生抑制作用，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包容度将明显提高。

　　收入分配差距的倒U型变化规律

　　经济发展会引起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1955年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提出了从传统（农业）经济发展到城市（工业）经济过程中收入不平等变动趋势的倒U型假说：在经济发展早期，由于只有少数具有技能或资本的人能够进入新的工业部门，收入不平等将会逐渐扩大；在经济发展后期，由于随着更多的人进入工业部门和农业工人稀缺性不断加剧，收入不平等将会逐渐缩小。此后，许多研究者利用不同时期的数据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倒U型假说进行了检验。

　　从世界范围看，许多国家的发展实践表明，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收入分配差距的倒U型变化成为一般趋势。特别对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倒U型曲线的前半段是经济增长中的必经阶段。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基本符合一般规律：随着人均GDP水平的提高，以基尼系数衡量的收入分配差距总体呈现不断提高趋势，并于2008年到达顶点后开始稳步下降（如下图所示）。

图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尼系数的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也与政策导向有一定关系。过去我国主要实行“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策略，希望通过一部分人先富来带动后富，从而实现共同富裕。这种政策导向顺应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我国进入新常态后，一方面，倒U型变化规律显示了我国已经处于曲线的右半段，收入分配差距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趋于下降。另一方面，我国也更加强调和谐发展与包容发展，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转向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分配政策。因此，总体看在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阶段，收入分配结构将趋于优化。　　

　　如果说收入分配变化的倒U型规律和我国政策导向的转变从总体上对新常态下收入分配结构优化给出了判断，那么我们可以从影响收入分配变化的因素分析角度，更具体地解释为什么收入分配结构会改善。

　　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转折性变化是收入分配结构优化的重要因素，直接推动低收入者收入快速上涨。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力依据其提供的劳动参与要素分配，劳动报酬份额的大小受到劳动力供求关系的直接影响。当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剩余劳动力转移空间较大时，即劳动要素相对比较充裕，而资本要素稀缺的情况下，劳动报酬份额相对较低。这是我国过去30多年所观察到的现象。正如前文所述，随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劳动力人口数量开始转为下降，特别是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可转移空间明显缩小，在此背景下，劳动力与资本的匹配关系将发生有利于劳动力的变化，直接体现为要素分配格局中，劳动报酬份额会转而上升。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劳动力工资特别是农民工工资普遍大幅上涨，2009-2014年年均增幅为15.1%，比同期GDP增速快近2个百分点。城市劳动力需求供给比平均为1.04。这些都是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转折性变化的直接证据，也表明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推动的收入分配改善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产业结构变化引起就业结构变化，服务业发展创造高知岗位，收入增长较快，有助于中等收入阶层扩大。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后，产业结构的变化将直接引起就业结构变化。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比重会稳步上升，就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也会相应提高。相比较农业和工业，服务业的人力资本密集型特征更为明显。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将创造出一大批以高端人力资本聚集为主要特征的高知工作岗位，人力资本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要素投入，相对于其他要素处于优势地位，必然要求获得更高的回报。高收入就业比例的提高有助于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促进形成金字塔形社会结构，能够更有效地发挥中等收入阶层在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和促进社会稳定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改革和国企改革等使过去过高收入者的收入得到一些抑制。按照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一方面，资源垄断性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将进一步加速，以往凭借垄断权力获得超额利润甚至暴力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另一方面，将建立起公共资源出让和使用收益的合理共享机制，并逐步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这将改变过去少数人通过非公平手段获取自然资源开采权并将绝大部分收益据为己有的现象。同时，新一轮国企改革将深入推进，还原国有企业真正市场地位，加快建设现代企业制度和完善公司治理。目前已经启动的以高管降薪为主要内容的国企薪酬制度改革有助于限制国企高管过高收入，缩小与普通员工和其他类型企业人员的收入差距。

　　事业单位改革有助于提高创新劳动的价值和报酬。我国绝大多数事业单位是以脑力劳动为主体的知识密集型组织，专业人才是事业单位的主要人员构成，他们进行的高智商劳动在原有体制下并未能得到合理的价值体现。以形成基本公共服务优先、供给水平适度、布局结构合理、服务公平公正的中国特色公益服务体系为总体目标的事业单位改革，将推动正确评价高智商劳动的价值，特别是社会科学创新性劳动的价值，能够直接带动专业技术人员收入水平的提高。

　　反腐败的深入推进限制了灰色收入。以往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不仅表现在各阶层显性收入之间的差距有不断扩大趋势，而且事实上存在的庞大的灰色收入使收入分配不公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更突出。大量灰色收入实际上根源于腐败行为。反腐败工作力度的不断加大和反腐制度性保障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限制灰色收入，对遏制收入差距扩大起到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