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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金融业和实体经济是共生关系 金融占GDP比重不能简单看待

来源:人民网-金融频道2019-11-15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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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网北京11月14日电(王仁宏)“目前服务业发展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重点之一。从全球横向比较来看,服务业的发展还有巨大的空间,也是我们应对经济增长下滑压力的一个可以主要做出努力的方向。”近日,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财经》2020年会上如是说道。

  如何看待金融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

  去年一季度,金融业在GDP的比重超过10%,这一数据曾引起市场热论:金融服务业在GDP的比重大概占多大合适?是不是比重多了就是一种泡沫;比重低了就是金融深化还不够?对此,周小川认为,上述的担心是有必要的,但还要做深入的分析,不能简单看待。

  他分析道,金融在GDP中占比的统计存在技术问题,只能通过收入法才能够看清。但季度统计一般没有用收入法核对,是用金融业的产值乘以M2增长、市场交易量等系数来统计,很容易不准确。此外,金融服务业供给产生的价值主要包括支付类、存贷款类、交易类(比如帮助大家买股票、债券、理财产品)、顾问类及其他(投资顾问,理财顾问),因此金融业占GDP的比重在很大程度跟一个国家的储蓄率有关,金融业和实体经济处于共生的关系。

  服务业生产率统计难,GDP结构转型或被低估

  周小川指出,由于服务业的生产率很难反应在GDP的统计当中,可能会造成对GDP的低估以及对GDP结构转型的低估问题,进而也会导致对城镇化重要性的低估、对投资回报率的低估等,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也会受到影响。

  周小川以中韩餐饮服务对比为例,对GDP的统计难以反映服务业生产率这一问题进行了解释。他指出,从服务忙碌程度来看,两国差距不大。但从服务复杂度来看,韩国餐馆菜单较为简单,中国菜单丰富且营业时间更长,复杂程度则更高。从工资收入水平上看两国餐饮服务的生产率,中国服务人员平均月工资2000元人民币,而在韩国则是2000美元。

  对此,周小川建议道,我国在政策层面需要进行深层次的调节,以扭转过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模糊概念或认识,进而帮助服务业的深入发展。“从科技发展与服务业关系来看,我们的政策文件强调IT对于传统工业改造和新兴工业的作用。但在实际中,IT运用最大、成果最突出的是在服务业。”

  为服务业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谈及我国服务业发展目前面临的问题时,周小川指出,作为从计划经济转轨过来的经济体,我国历史上存在着对服务业的歧视问题。“那时候我们学经济学,衡量经济发展程度的指标用的不是GDP、GNP,而是国民收入。国民收入表示经济发展的程度、增长等,但不包括服务业。因为当时的观点认为服务业是不产生价值的。”此外,服务业还存在价格管制和难以统计的问题。以医疗服务行业为例,有一部分是被当作公共品,处于价格管制的状态,另一部分是由民间提供,这为行业最后的产出统计带来很多困难。他指出,一些服务行业管制的越多,可能暗渠道里的支付越大,这也会给第三产业带来侵蚀。

  对此,周小川建议道,服务业的正向发展,需要消除传统计划经济以及MPS统计体系遗留下来的对服务业的某些歧视,以及涉及到这种歧视的管理方式。还要认识到不可贸易品价格存在的规律,减少对价格的过度管制,关注科技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此外,还要关心服务贸易,关心服务贸易涉及到的服务品价格以及涉及到的汇率的问题。关注统计,以及统计上可能产生的失真问题。

  “我们要面对结构转变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提供更多的分析、研究、思考,为服务业进一步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做出重要的贡献提供正能量。”周小川最后总结道。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

  以下为发言实录:

  周小川:我今天选了一个经济结构上的问题,讲讲服务业发展的问题。

  都知道,当前经济结构转变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加快服务业的发展,为此党中央、国务院,特别是国务院下达过多次文件,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也是我们补短板的一个重要方面。到了去年年底,2018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52%。从全球横向比较来看,这是一个相对较低的数字,同时也预示着,服务业的发展还有巨大的空间,是我们结构改革的最主要的内容之一,也是我们应对经济增长下滑压力的一个可以主要做出努力的方向。

  按照我们现在的GDP和国民经济发展的状况,服务业有很多人估计可以到60%,甚至更高一点。因此,我们看到这个空间可能比其他许多行业高。其他许多行业都有发展的空间,比如电动汽车,但那个空间是多大的百分比,这个空间又是多大的百分比,大家可以看到空间的大小。为此,我们也需要看,寻找原因,做一些分析,做一些理论上的思考,从而实现服务业更快速的发展,带动国民经济更好更健康的发展,也减少过去对制造业依赖过多,对货物出口依赖过多,以及对环境上造成压力过大的问题。

  我们说从计划经济转轨过来的经济体,存在着历史上对服务业的歧视,这是计划经济留下的遗产,在座可能有很多年轻人,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那时候我们学经济学,从统计上来看,用的不是GDP,GNP,用的是国民收入,国民收入是从前苏联体制上遗传下来的。国民收入表示经济发展的程度,增长等等,国民收入里不包括服务业,认为服务业是不产生价值的。

  另外一个差别,就是对于固定资产折旧的处理,过去我们叫MPS,物质生产统计体系,后来转为了国民账户体系。这个转变过程服务业、制造业、农业都处于平等的地位。

  我们有些历史上的比较,说到GDP跟解放初、解放前怎么比,其实你要知道解放初30年,我们执行的就不是GDP,要想把那时候的GDP找出来要做很多折算,而这些折算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不可靠的,因为那时候不是那么统计的。

  因此大家追求的目标必然是歧视服务业发展,其实这种历史遗传的东西,我们是不可小视的,虽然我们已经改革开放40年了,很多东西已经纠正了,但这个东西多多少少还在某些方面有所遗留。它涉及到人们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也涉及到就业的选择,大家就业选择会有什么样的偏向。此外,联系到价格体系,受歧视的部门的价格往往处于一种扭曲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还联系到税收,就是国民经济的税收究竟依靠什么。

  假如今天晚上给你演一台节目,不是为了你欣赏这个节目,而是为了你休息好,放松一下,以便明天能够更好的进行物质生产。以物质生产为目标的导向,是这么解释的。话说回来,服务业有可能超过GDP的一半了,在国民经济中,如果是一半一半,两边说都可以的,可以说追求服务业的发展是为了更好的物质生产,也可以说更好的物质生产是为了服务业的发展。

  我们看一下第三产业的比例关系。

  应该说中国的服务业,这些年发展还是很快的,但也是有短项的。从几个主要的服务业行业来看,比如餐饮,中国的饮食有丰富的文化,我们饮食业的附加价值是很高的。我们的教育普及程度是相当不错的,受教育的水平是相当不错的。我们的医疗卫生,虽然大家还有很多意见,但你观察平均预期寿命,我们的上涨是相当快的,特别是最近这些年,现在大概是平均预期寿命77岁。我们的交通、金融、IT和社交网络、批发零售,如果做一个横向比较,人家会觉得好像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像52%,是不是有可能低估,后面会谈到为什么统计可能会有经济理论上的问题。

  另外,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存在着价格管制。理论上说,如果某个服务业的子行业,有一部分是被当作公共品,处于价格管制的状态,另一部分是由民间所提供的,这个行业最后的产出应该怎么统计呢?根据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和IMF对统计的定义,就应该按市场一轨的价格统计,我们是不是真正能做到这些呢?技术上还是需要探讨的,还是有些做不到的。比如看医生,动手术也需要给红包,虽然大家都力主说不应该给红包,但真正过日子的人都知道,这个现象还是存在的。这个红包是统计不进去的,所以现在的统计方法是有困难的。

  从教育来看,教育是服务业的一个大项,现在的小孩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而且好多是家庭式补习班,可能费用都是相当不菲,但统计起来也有问题。

  在信息科技方面,大家享受到了很多信息服务,但这些信息服务有很多都是免费的,也涉及到当前对这些免费的服务应该怎么进行统计,估值。这些免费,有的是真免费了,有的是交叉补贴,也就是从别的方面赚来的钱,比如从广告费用赚来的钱来补贴信息服务,这些都带来了统计的问题。

  存在价格管制,如果管的越多,可能你看见的暗渠道里的支付越大,有时候有一个互补关系。同时,它也可能带来对第三产业的一种侵蚀。我们看到全国各地,有些地方主要的口号是重振制造业,但我觉得要区别看的,有些地方确实制造业有很好的基础,而且有重振的机会。但也要稍微推敲一下,是不是还是有传统经济遗留下来的所谓产业偏向。

  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强国,服务贸易是逆差,而这个逆差的数字比较大,而且上升的比较快。当前全球正在进入贸易谈判、WTO改革,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服务贸易是现代贸易谈判里的若干主要焦点,因此这个问题是值得进一步研究讨论的。

  下面我想讲一下关于经济学理论方面的一个问题,我过去也在其他场合提过,叫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贝拉?巴拉是一个比较好的经济学家,他们早期做研究的时候另外有一种划分,出了一二三四产业以后,把经济分为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不可贸易品主要是服务业,因为多数服务业在那时候是不能进入贸易的,但这个划分确实跟一二三四产业稍微有一些差别,在早期差别不是很大,一二产业绝大多数都是可贸易的,但也有个别不可贸易的,比如电力,跨国边境,如果没有电网是输不过去的。热带水果,运输条件不行的时候,拉过去就烂了,也变成不可贸易品。服务品多数都是不可贸易,这种情况在变化。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的变化,决定了国民经济的结构,同时决定了汇率,也涉及到发展中国家增长战略,所以这还是一个有意思的题目。

  后来交通发展和电信网络改进,90年代下半期出了一本书,叫《世界是平的》,过去“世界不是平的”,好多东西是没法交易的。世界是平的,首先说到服务有好多开始变得可贸易,其中一个就是生产作为一种服务,挪到了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医疗,片子可以传到其他国家,看完了再把结果传给你。举了很多这样的例子。但那时候看,还没有大规模、比较全面的影响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格局。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看到仍有相当多的服务是不可贸易的,比如餐馆服务,不可能在北京吃到世界其他国家当时做的菜肴,理发,虽然可以在互联网上约某个其他国家的理发师,但理发最后是不能在那儿实现的,服务业仍在很大程度上看成不可贸易的产品。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服务业的发展究竟效率怎么样?我们有的同志做出分析,制造业的生产率提高比较快,服务业生产率提高比较慢,当国民经济转向服务的时候,整体经济的增长速度就会下来,其实这里也有统计的问题,究竟如何衡量服务业实际效率和名义效率,实际上服务业价格往上涨的速度一点不比可贸易品的物价上涨慢,基本上是一种同步增长,甚至有时候上涨的更快。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是说,在经济增长率越高的国家,工资实际增长率越高,实际汇率上升也越快,当贸易产品部门生产率迅速提高的时候,该部门的工资增长也提高,所以尽管在非贸易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也许并不大,但这些其他行业也会以大致相同的比例工资上涨,也会引起非贸易品对贸易产品相对价格的上升。如果我们假定贸易产品的价格水平是一定的,这种相对价格的变化在固定汇率情况下会引起非贸易产品价格上涨,进而引起总体物价水平的上涨。如果为了稳定国内物价而采取浮动汇率,就会引起汇率的上升。所以,无论怎种情况,都会使得实际汇率发生变化。

  可能说的有点绕嘴,所谓汇率决定理论,其中有一个说的是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的比价关系,这个东西决定汇率,这是一种解释,当然汇率的解释有多种,也有一种从国际收支平衡,也有人说商品的综合评价比较决定汇率,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里头涉及到这样一种汇率的观点,同时涉及到劳动力流动的情况下,服务业生产率没有提高的情况下,工资也照样上去,因此在统计上最后进GDP,虽然大家说GDP是实际的,不是名义的,但实际统计来看,很多由于可比性的问题,大量的服务业在这个过程中进入了GDP。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上升的过程中,服务业比重都提高的非常快,可以说是惊人的快,中国也许也会进入这样一个阶段。

  我们今年6月份不幸看到一位著名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去世了,他在去年还是前年,曾经专门讨论了一个问题,服务业的国民账户统计是存在很大问题的,理论上说GDP统计应该反映生产率的变化,但是服务业很难反映,这跟我们的观察有很相近的地方。我记得2010年G20在韩国召开,我们去韩国很多趟,韩国餐馆的忙闲程度跟中国餐馆忙闲程度差不多,一个人能够管几十个人吃饭,但它的菜单很简单,塑料薄膜压的一页纸,有的餐馆好点,正反面,有的还带照片,中国的餐馆都是一本,几百种的菜都能做出来,而且写的都挺密的。生产率怎么样呢?中国餐馆的服务人员平均工资每个月2000元,在韩国是2000美元,而且很多城市晚饭没多少人吃,主要是中午,解释的一个方向是,主要看顾客是什么类型,顾客都是三星、现代的,收费就可以高,自己收入也可以高,既可以从劳动力流动选择和工资水平的变动来看,也可以从顾客收入越高、肯付的钱也越多,就像你去理发,一个月挣50的时候,你可能只愿意掏几毛钱去理发,如果现在是5000的收入,可能也愿意拿出1%左右的钱去理发。如果衡量理发员的效率,不说质量上的差别,投入品的差别,一天大概能给多少人剃头,得出的结果,可能你发现生产率变化是相对不太大。

  这种解释有什么意义呢?有可能造成低估GDP,也可能还造成了我们对服务业生产效率提高的低估,因为绝大多数生产率提高必须用名义生产率来衡量,有可能会抑制我们对GDP结构转型的估计,这种情况还会导致对城镇化重要性的估计程度,因为我们知道,城镇化在很大程度上给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更高的空间,如果大家都住在农村,很多服务业确实没有太大的发展条件。同时,也会低估投资回报率。因此,这方面还是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的。

  还有,我们当前的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也受这个的影响。国际收支平衡,服务贸易的赤字数量比较大,究竟是什么原因?在多大程度上对我们的汇率产生影响?也就是说,有些政策需要进行深层次的调节,扭转过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模模糊糊的概念或认识,这样有助于服务业的深入发展。

  大家可能希望我讲一点金融,把金融作为服务业的一个例子稍微提一下。金融作为一种服务业,前段时间有个讨论,就是金融服务业在GDP的比重大概占多大合适?是不是搞多了,比重高了,就是一种泡沫,比重低了,就说金融深化还不够,金融还可以发展。中国金融业占GDP的比重今年在8%左右,每年上上下下不一样,有时候季度的统计给出一些让人不太相信的变化。因此,存在着一种说法,比如去年一季度的时候,金融占GDP的比重超过了10%,有人很担心。实际上,金融占GDP比例的统计只能靠收入法,只有收入法能够看得比较准,从供应的东西来讲,比如收贷款利率,必须考虑到对方还有一部分利息付给存款者了,是要扣除的,金融服务多种多样,这种扣除变得非常困难,收入法能够看的比较清楚。而季度的统计,我们一般没有用收入法核对,只是按照去年年底金融业的产值,乘几个系数,有时候选个M2增长,股票市场股指,哪块市场的交易量,这个东西很容易不准确,是有具体技术上的原因的。

  服务业供给产生价值的都是哪些呢?有支付类、存贷款类、交易类(比如帮助大家买股票、债券、理财产品)、顾问类及其他(投资顾问,理财顾问),应该可以看到,金融业占GDP的比重在很大程度跟一个国家的储蓄率有关,储蓄率越多需要金融服务就越多,没有储蓄,或者储蓄很低的国家,既然没什么存款,大概做不了多少贷款,既然没什么储蓄率,恐怕也不会有多少人买股票、买债券和其他交易,也不需要做顾问。当然这是极端的例子。一般国家储蓄率有特别低的,中国在十年以前,大概达到了50%左右,现在降低了一点,仍有45%左右的国民储蓄率,是属于全球最高的。既然储蓄率高,就有更多的存款、贷款、理财、投资、顾问等等的服务,所以一定要看到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会和储蓄率相关的。当然那个国家也需要有支付服务。任何国家,哪怕是发了工资马上就花,有的国家居民确实有这个特性,他没有多少储蓄的服务,但有支付的服务,大概支付的服务占整个GDP的比重,最多不会超过2%。比如中国占GDP8%的金融服务附加价值,可能不到2%是支付,其他是跟存款、贷款、金融市场投资、交易、顾问及其他金融服务有关系。

  因此,我们说金融业和实体经济处于共生的关系,不会说金融业占GDP比重提高到10%,从服务业发展来说是一个好事,但你可能关心的,是不是这意味着泡沫化,意味着自我循环,意味着脱离实体经济。这个担心是有必要的,但还要做深入的分析,不能太简单的来看待。

  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很快就出现了占领华尔街,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收入分配的效果,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一看这个问题,金融业的发展,从商业银行来看,内部有一个经济核算,尽管我们非常重视零售业务,中小户的居民的业务,但基本中小户银行是不赚钱的,真正赚钱的是10%到20%的相对金额比较大的客户。这有点像坐飞机,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飞机卖票有了一个重大的变革,票主要赚头等舱和公务舱,公务舱卖完了以后卖经济舱,经济舱可以降价,因为钱主要是靠高价值的客户挣来的,剩下的就补给旅游业发展了,反正坐满为止,总体来讲,每个座位进行核算,肯定是亏损的,所以金融业在这种程度上起到了收入再分配的作用。

  所谓收入再分配的作用,一个主要做法是在住房抵押贷款,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可以大致的解释,高收入的人存钱多,低收入的人借钱多,特别高收入的人买房直接拿现金,低收入的人必然要依靠抵押贷款,这也是一个收入再分配的角色。当然在统计上是统计不入基尼系数的。从社会来看,大家有没有自己的住房,住房是否是合理的,宜居的,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社会福利和财富分配的分配效应,在这种分配效应中,住房抵押贷款大幅度提供了分配效益。

  补充说一点,从金融角度看,我们确实看到一个缺口,什么呢?就是说统计局会从家居来看,每个家庭支出在哪个方面,比如在教育上花了多少钱,在医疗上花了多少钱,交通上花了多少钱,但由于价格管制,以及私下交易,可能有些东西我们没看到,但从金融来讲,也可以做这种统计,金融统计对支出方向不太敏感,但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家居统计里的支出结构。这里面有一个缺口,像医疗、教育,实际家庭的支出会大于统计局统计的支出水平,这样的话,会导致统计口径的重新估计问题,同时反过来涉及到我们的经济分析,我们对发展战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和意见。

  科技发展与服务业的发展有很大关系,从中国来讲,我们比较强调所谓IT产业对工业现代化所起到的作用。从分工来讲,我们也是把工业和信息放在一个部里,叫工信部,过去是信息产业部和经贸委,合起来叫工信部。我们在各种文件中特别强调IT对于传统工业改造和新兴工业的作用。但实际上运用IT最大的、成果也最突出的是服务业。

  这也涉及到就业,究竟就业我们希望巩固在第二产业中就业的比重,还是更加看重未来就业的倾向在服务业更多,此外的一个变化,跟老龄化有很大的关系,由于老龄化的问题,人均寿命提高了,医疗费用大幅提高。医疗费用分为三个方面:药、设备(检验和治疗设备)、诊疗。我们会发现,随着老龄化的发展,这方面的支出会越来越多,但在中国究竟支出是什么比例呢?多年来,从统计年鉴上看到的支出比例是5%左右,进行国际比较,发现各个国家差别很大。用生产法和支出法GDP所得出的比例还不一样,吃了药,药物生产作为制造业算了一遍,各种医疗设备在生产方已经统计了,但现在还有很多是进口的,使用的时候应该支出的是折旧。因此,即便5%的数是有道理的,也表明我们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不要说跟美国比,跟欧洲比,也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因此,我们说科技发展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关于服务业市场准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虽然贸易谈判也谈到这个问题,但更多的要从国内的角度看。我们有一些产能已经过剩,所以要去产能,要发展新的产能,新的产能就要有人投资,这个产能可能在服务业,服务业有空间,有人去投资,但是不是允许你投资,允许不允许私营企业投资,投资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附带的限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当前很多民营企业家会感到在制造业投资已经投不出去,因为有产能过剩的现象,也有整体投资的机会在减少的问题,一种可能性是投服务业,服务业也有一些比较饱和的部分,比如餐饮,但还有好几个空项,如果他想投这个空项,但一般是不让投的,这样就减少了投资的机会。也许有很多人说投不了就投到国外去吧,确实有一些服务业的发展是考虑到产业发展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产业发展和安全之间有一个平衡,这个平衡能够使我们权衡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具体产业的发展,从而稳定GDP的增长,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安全,很难用一个绝对的标准来划。

  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些行业国内不能依靠市场经济得以顺利的发展,有可能会出现这些行业一般不让外资投,同时还可能导致资本大量外流。从金融业的观察来讲,中国服务贸易的逆差,最大的项目是旅游,但旅游里有一些是出去念书的,有一些是陪读的,有一些是为了念书在外面买房子租房子的,都算到旅游里了,一年2000多亿的逆差。此外,还有出去看病的,出去买健康保险的,也造成了资本流动。

  我点的这些问题归纳一下,服务业是有大的空间的,前提是可贸易品生产效率的提高,它会带动服务业的增长。服务业发展是我们经济结构转变的重点之一。要想发展好,要消除传统计划经济以及MPS统计体系遗留下来的对服务业的某些歧视,以及涉及到这种歧视的管理方式。要认识到不可贸易品价格存在的规律,要减少对价格的过度管制,要关注科技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要在经济中消除某些造成的扭曲,给服务业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要关心服务贸易,关心服务贸易涉及到的服务品价格以及涉及到的汇率的问题。也要关注统计,以及统计上可能产生的失真。

  总体来讲,我们要面对结构转变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提供更多的分析、研究、思考,为服务业进一步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做出重要的贡献提供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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