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讯（记者 张慕琛）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周年，是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70年，是中国国家治理不断迈向现代化的70年。为总结新中国成立70周年发展与治理经验，展望新时代中国发展变革前景，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举办了“国家发展与治理现代化论坛”，光明网独家直播此次活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王绍光发表主题演讲。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王绍光发表主题演讲

　　王绍光总结到，西方国家先行崛起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其先行发动军事革命和财政革命，并且深度卷入殖民主义与奴隶贸易，而不是西方宣称的所谓地理、文化、种族、制度等因素。某些西方学者关于国家崛起的所谓“理论”，不仅无法解释中国，甚至解释不了西方自己。16世纪以前，亚洲、非洲、欧洲在发展水平与发展方向上基本一致。16世纪以后发生巨变，16至17世纪欧洲开始出现领先势头，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工业革命，世界各国发展水平与发展方向出现大分流。西方国家依靠殖民主义、奴隶贸易、奴隶制等武力方式崛起。16至19世纪的“自然实验”表明，西方的崛起首先是西欧的崛起，这些国家恰恰是深度卷入殖民主义、奴隶主义、奴隶贸易、奴隶制的国家。空间上，卷入殖民主义与奴隶贸易的国家都“崛起”了，没有卷入的国家未能“崛起”。时间上，卷入殖民主义与奴隶贸易以后才“崛起”，卷入殖民主义与奴隶贸易以前，这些国家与其他国家没什么区别。因此，地理、文化、种族、制度都不是西方国家先行崛起的决定因素。

　　王绍光认为，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在于超大经济体的超凡成就破除了西方理论的魔咒，即一个不对外侵略、未实行殖民主义的国家也可以发展起来，一个东方文明古国也可以发展起来，一个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也可以翻身，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发展起来。只要走对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可以长期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