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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燕菁:城市化转型——从高速度到高质量

2018-12-20 09:21来源: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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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11月12日晚,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十五讲在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开讲。厦门大学建筑/经济学院教授赵燕菁就“城市化转型——从高速度到高质量”主题发表演讲。讲坛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主持。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副研究员刘生龙作点评。

  本文根据赵燕菁教授现场发言整理,内容已经赵燕菁教授本人审定。

赵燕菁:从城市化转型——从高速度到高质量|国情讲坛

  刚才崔老师介绍我的经历里,真正有点价值的就是我在地方规划局当了11年局长。不是因为局长是什么大官,而是因为在过去4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中,地方规划局恰好处在中国模式的关键位置,这使我有机会长期近距离直接观察地方政府真实的运作过程。 在我看来,这个过程隐藏着中国经济奇迹般崛起的核心密码。

  选择今天这个题目,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那就是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来自真实世界的问题。好的学术不应局限于理论自造的问题,而是应该能呼应真实世界提出的问题。“春江水暖鸭先知”, 政府对真实世界的感知往往比校园更敏感,尽管他未必理解其中的原因,但是他“先知道”。

  在现实中,大家都知道经济需要转型,但传统经济学里,你却找不到一个能描述增长方式转变的模型。事实上,主流经济学里根本无法区分增长方式的差异,更遑论方式的转型了。当“脚”和“鞋”不匹配的时候,需要改变的是“鞋”—— 当我们不能把变化的现实塞到不变的理论里时,就只能去寻找能把现实装进去的新理论。

  01.

  什么是增长?

  为了提高讨论的效率,先得对“什么是增长”有一个共识。简言之,经济可以被视作一个个独立的商业模式的集合。每个商业模式可以用一个最基础的会计学公式描述——收益减去成本要有正的剩余, Revenue-Cost=Surplus(Surplus≥r)。无论你是做汽车的、修鞋的、还是卖手机的,都一样,只要剩余是负的,这个商业模式就不会存在。经济总量就是商业模式的加总。 ∑Ri-∑Ci=∑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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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商业模式都有可能扩张,也可能萎缩,甚至死亡。新的商业模式不断创立、成长。如果这些商业模式加总后,总量是在增加,整个经济就会“增长”。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基于会计学的恒等式对经济增长的描述已经开始和传统经济学发生分歧。传统的内生增长理论的一个“微观基础”,就是边际收益减去边际成本所带来的边际剩余,即 Ri- Ci= Si[1]。边际剩余越多,增长越快。只有正的剩余不断积累,才能带来新的增长。

  但现实中的“增长”却不是这样。想象只有一个汽车厂的经济,汽车厂的投入和产出正好相等,剩余为零。然后,又建立了一个化工厂,投入和产生也正好相等,剩余依然为零。现在要问,这个经济有增长吗?按照传统经济学,这个经济不增长,为什么?因为按照传统理论,当汽车厂剩余为零时,经济就不可能增长——化工厂根本没有钱建。

  但是现实中,化工厂建设的资本,不取决于汽车厂能否有正的剩余——前者并不必然是后者积累的“结果”。只要两个工厂剩余都不小于零,经济总量就会增加——从一个工厂增加到两个工厂之和。

  02.

  增长的阶段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恒等式里看不出“阶段”。这就需要把这个会计恒等式做一个关键性的改变——把原来合在一起的增长分解为前后串连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资本型的增长,因为在这个阶段的成本主要是资本性支出;第二个阶段,我称之为劳动型增长或者叫运营增长,因为这一阶段主要的成本是劳动力成本。

  写成公式就是:资本收入-资本支出=资本剩余(R0-C0=S0,S0≥0);运营收入-运营支出=运营剩余(Ri-Ci=Si,Si≥0 i=1,2,3…)。

  区分两种成本不是我的发明,马克思就把成本分为固定成本c和可变成本v。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但可惜的是,马克思只区分了两种成本,没有区分两种收益。结果在 马克思著名的剩余价值等式(W=c+v+m)中,还是无法区分增长的不同阶段。

  “两阶段增长模型”就是把收益和剩余两项,也都分为资本型和劳动(运营)型两个部分。一旦你把增长分别用两个联立的公式表示,就马上可以发现第一个公式描述的是 存量,第二个公式描述的是流量。两个公式不能通过加总进行合并,因为量纲不同。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2个方程的6个变量分别描述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

  资本收入-资本支出=资本剩余

  R0-C0=S0 (S0≥0) ………(1)

  运营收入-运营支出=运营剩余

  Ri-Ci=Si (Si≥0,i=1,2,3…) ………(2)

  第一个方程描述的是资本带来的增长,简单说,就是一个商业模式的投资花钱阶段;第二个公式描述的是运营带来的增长,就是一个商业模式的收益阶段。就投资建桥这一商业模式来说,修桥是第一阶段,收过桥费就是第二阶段。第一个公式所有变量都是存量,不用考虑时间;第二个公式所有变量都是流量,需要考虑时间。

  两阶段模型没有宏观、微观之分。用它描述家庭、企业、政府等单体对象,就是微观模型;用来分析省、国家、全球等群体对象,就是宏观模型。六个变量分别构成存量和增量两个公式。

  就公式中的各变量来说:

  首先是收入被分为资本性的收入和运营性收入。比如说卖房获得的收入就是资本性收入,股票、贷款、发债等融资也都属于资本性收入;而租房获得的就是运营性收入,企业的利润、政府的税收、家庭的工资都属于运营性收入。

  按照马克思的区分,支出也分为两项,一个是资本性支出,马克思称之为“固定成本”,比如企业买设备、买地,家庭买住房、耐用消费品,政府建基础设施、教育、研发等;另一个是 运营性的支出,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可变成本”,比如工厂的工资、纳税、付息,家庭电费、水费、吃喝,政府给公务员发工资、基础设施折旧、日常维护等。

  相对应的剩余也分为两个。首先是资本性剩余。比如建一个桥要花10个亿,但是融资融了11个亿,这就是资本型剩余。第二种剩余, 运营性剩余。比如家庭收入中支付水费、电费和其他各项日常支出后的结余;企业付完工人工资、原材料、税收等成本后的净结余;政府的预算结余等。 表面上看,两种剩余都转化为储蓄,但性质是不一样的。前者本质上是债务,后者才是真正的结余。

  

  03.

  阶段的转型

  当“增长”被分为两个阶段后,就可以引入“转型”的概念了。

  简单讲,“转型”就是一个商业模式从方程式(1)转向方程式(2)的过程。一个工厂建厂房、买设备是第一个阶段,一旦完成,资本性增长就必须赶快转向劳动型增长——不要继续盖厂房、买设备,而是赶快进入第二个阶段——生产产品,开拓市场。政府、家庭也都是如此,所有的固定资产投资都要最终转化为现金流。

  一般来讲,在第一阶段都会高速度增长。因为只要有本事借来钱,固投的时间越短越好,一天就建起来最好,因为无论建设周期多长,只有在建设完成的一瞬间才能形成价值。这就是“高速度增长”阶段的特征。但是 增长一旦转向运营阶段就正好相反,因为固定投资已经渐趋饱和,更多的投资只是浪费,而销售的收入则越多越好,产品寿命越长越好,运营剩余越多越好。这构成“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特征。

  传统的理论没有区分这两个阶段。从生产(投入)一侧把资本型的收入加上运营型的收入大体得出GDP;从消费(支出)一侧,把固投和日常开支加总,也可以得出GDP。在均衡的(剩余为零)模型里,两个GDP是一样的。但事实上,从两侧计算的GDP之间往往会有一个差额,如果这个差额是正的,经济就会扩张;反之,则收缩。 新古典增长理论解释不了剩余的来源,就把这些剩余归因于技术进步,加上支出一侧计算的GDP被称作“全要素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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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两阶段增长模型与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进行对比,就会发现新古典增长模型的问题所在——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函数 Y=A(t)LαKβμ,没有把两个不同的阶段分开。公式里L代表劳动力,K代表的是资本,前者是流,后者是量。但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把不同量纲的两个变量合并到一个公式中,暗示这两者间存在替代(trade-off)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宏观经济增长模型一开始就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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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再举一个现实中的例子,解释什么是现金流型的收入,什么是资本型的收入?假设有一个农民种地每年收入10块钱,他的工作寿命就30年,政府征地,按照300块钱的标准对农民进行补偿,你们认为这是公允的吗?我们国家最早的征地补偿条例就是按照这个标准进行核算的。

  但在现实中,按照这个核算方法和补偿标准,在征地后不久,就会出现失地农民的纠纷、上访。为什么?如果我们理解了两阶段增长模型以后,立刻就会发现,政府征地摧毁的是一个商业模式(包括农民的主要资本——劳动技能),是现金流,但补偿给农民的却是一次性资本。 这些资本收益如果不能再次转成现金流,农民就会被迫退出经济协作网络。而农民恰恰缺少发现新商业模式的能力,就算是找到新的商业模式,也常常会被政府认定是非法的(比如“小产权房”)。

  何立峰在厦门担任市委书记时,提出过一个颇具创新的征地补偿模式——“金包银”。所谓“金包银”中的“银”就是政府执政地,现有村落,政府能不拆就不拆,构成“银里”;然后政府把所征耕地靠近村庄的一圈返还给农民,再用征地补偿款在这块地上建设公寓,出租给用被征耕地改成建设用地后招商来的企业工人,也就是“金边”。显然,如果出租公寓的租金收入大于种地的收入,征用的耕地就得到了公允的补偿。 农民失去的是现金流,得到补偿的也是现金流。

  区分“资本收入”和“现金流收入”后,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商业模式只能用商业模式作为补偿 ”——当你征用一个人的猎枪的时候,你只能拿鱼网而不是兔子作为补偿。

  

  04.

  两个缺口和不可替代规则

  不同增长阶段分开后,有可能出现两个不同的“缺口”。第一个阶段是资本缺口——资本收益小于资本支出;第二阶段是现金流缺口——运营收益小于运营支出。如果两个缺口同时存在,这个商业模式根本就不会出现。问题是, 如果一个缺口是正,一个缺口是负,这个商业模式可以持续吗?或者说,可以用一个阶段的剩余弥补另一个阶段的不足吗?

  在传统的增长理论里,这当然可以,只要这个商业模式加总后的剩余是正的,可以盈利,这个商业模式就是可持续的。但在两阶段模式里,一个阶段的“缺口”是不能用另一个阶段的“剩余”作对冲的——“现金流缺口”不能用“资本剩余”弥补,反之亦然。原理很简单,两者的量纲不同,此“钱”非彼“钱”, 资本型的剩余是通过金融创造的,是将未来的收益贴现,在本质上是未来的债务。

  比如说一个城市修一个桥需要10个亿的投资,但是融资只有9个亿,政府能够拿现金流的收入(比如税收)去补资本不足吗?反过来,如果政府融资了11个亿,剩余1个亿,桥运营每年亏损1000万,政府可以用融资的结余来覆盖现金流的缺口吗?或者,一个城市政府的财政如果无法兑付公务员的工资,可以用出售城市土地的收入发工资吗? 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只要总体收支平衡,就是可以的。但就两阶段模型来看,这样的做法就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更多的资本型支出意味着更多的债务和更高的利息,如果未来创造的现金流不足以偿还债务(甚至利息),就会陷入庞氏循环和债务危机。

  欧洲的债务危机,本质上就是通过资本性收入覆盖“现金流缺口”导致的结果。欧盟有些国家并没有创造出足够的收入,但却想维持和其他国家相同的福利水平,于是就用举债获得的资本性收入补充养老金缺口。一开始先借利息3%的债,把老百姓的福利发了;过两天发现要还债了,没办法,只好再借利息5%的债,把利息3%的债还了;到期后,只好再借利息7%的债……这时债权国不干了,这回你得先还钱,我再借你。还钱? 债务国的逻辑是,你不借我钱,我哪有钱还给你!

  国家(中央政府)如此,城市(地方政府)如此,企业和家庭也是如此。如果你听说哪个企业卖房子给股东分红,买股票还债,或者那个市政府卖地发工资,他们就已经开始步入庞氏骗局了,因为 再大的存量也堵不住流量的缺口,用资本收入覆盖现金流缺口的后果,或早或晚都会导致庞氏骗局。

  不能用资本收入弥补现金流缺口,那么能否用运营性剩余弥补资本的缺口?实际上,传统的积累模式主要靠的就是这个办法。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穷?因为当时的积累全靠过去剩余积累——节衣缩食。这样的积累,会越积累越穷,最后走向经济崩溃。比如中国的京杭大运河,实际证明非常赚钱,但隋炀帝没有成为中国首富反而丢了脑袋。这跟当年国家搞计划经济是一个道理,积累强度越大,经济崩溃越惨烈。传统的内生增长理论的微观基础,就是建立在边际收益减去边际成本有正的剩余基础上的。虽然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却无法解释现代经济增长和传统经济增长最大的差异——不依赖过去剩余的积累。

  所以,两阶段增长模型的第一个重要推断,就是“不可替代规则”:资本缺口不能用现金流剩余来平衡,反之亦然。

  

  05.

  传统增长与现代增长

  有了“不可替代规则”,我们就可以区分什么是“现代增长”(mordengrowth)、什么是“传统增长”(classicalgrowth)。

  所谓“传统增长”就是资本来源于过去剩余积累的增长。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资本都是处于严重的短缺状态。任何资本性投入,都只能依靠省吃俭用。所以西方的大教堂动辄建几十年、上百年,为什么?因为教堂建设的资本来源只能依赖剩余的积累,每年捐钱建一点。中国也是一样,修路、修桥、修宫殿,包